不能遗忘的厦大往事（一）

   【编者按】翻阅厦大校史，一页页时光滑落，每一个时刻都深邃而饱满。在这里，我们不妄图还原90年的宏大历史，仅截取一些节点，一些画面，一些声音，告诉现在和未来：一路风风雨雨的厦大和厦大人在历史长河中，有着历久弥坚、饱满灿烂的精神气儿。

                          再忆陈嘉庚与厦大

教育是立国之本”，心怀教育兴国理念的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先后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和集美学校，还资助省内各地中小学70余所。1919年，陈嘉庚想到本省高等教育特别落后，又不能期望当时腐败的政府在福建办大学，于是决意倾资三百万创办厦门大学，“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

倾资创办厦大

陈嘉庚亲自勘察学校地点，选定了郑成功演武场遗址附近作为校址。1920年10月，陈嘉庚前往上海，邀请知名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十人举行筹备员会议，共商兴学计划。接着，陈嘉庚向省政府提出土地申请，遭到福建军阀李厚军的多次索贿，陈嘉庚不畏不惧，利用媒体揭露李的贪污腐败本质，使李无条件地批复了厦门大学建校用地。1921年初，厦大先设师范，内分文理科、商学两部，聘定教职员，招收学生百余名。

1921年4月6日，开校仪式正式举行，共有三千多人参加。为使厦大的创办在海内外产生影响，陈嘉庚将开校式组织得十分隆重，他以个人名义柬请了厦门官绅商学各界前来与会，并备小轮接送。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及其夫人也参加了仪式并演讲。杜威对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在开校仪式上说：“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由于开学时校舍尚未兴建，厦大暂借集美校舍办学。开学后，陈嘉庚就抓紧兴建校舍的工作，无论寒暑，都到演武场指导施工。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同安、集美、群贤楼）建成，有人建议用陈嘉庚的名字命名其中的主楼，陈嘉庚却极力反对，说命名不应含有私意；再有人建议用陈嘉庚的弟弟、“二校主”陈敬贤的名字命名，陈嘉庚也不同意。后来主楼定名为“群贤楼”，取“群贤毕至”之意。

   “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

厦大开办后，一切经费几乎全由陈嘉庚独力负担。从1926年起，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如江河日下。尽管困难重重，陈嘉庚还是竭尽全力支持厦大，兴建了大批校舍，添置了许多图书和仪器设备，医药、工学、新闻、法学等部科陆续增设，聘请了不少著名的教授，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1930年，已扩展到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17个系。当时有人认为“北有南开，南有厦大”。

1929年，在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企业亏损不下百余万元，有人劝他停办学校，他坚决不肯。1932年，外国某垄断集团提出以停止维持两校为条件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这时的陈嘉庚只得采取向华侨募捐、变卖厦大校业及陈嘉庚公司股本以及借债等办法筹集经费支持厦大，到1936年，厦大已经形成三院（文、理、法商）九系的规模，学生超过三百人。

1937年春，条件更加困难，陈嘉庚写信给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提出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国民政府教育部为纪念陈嘉庚的功绩，在厦大特设咨询委员会，以陈嘉庚为永久会员，并设置“嘉庚讲座教授”和“嘉庚奖学金”。对此，陈嘉庚屡次谦辞。

为建校舍八十高龄亲自督工

解放后，陈嘉庚仍然十分关心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他信任国家的政策和学校的决断，从不干涉行政，专心考虑建设校舍的问题。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经手筹措经费、设计、监督建成的校舍，就有二十四幢，相当于解放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一倍。其中就有建南大会堂、图书馆成智楼、生物馆成义楼、物理馆南安楼、化学馆南光楼等教学楼，宿舍国光、芙蓉、丰庭各三栋，医院成伟楼以及大型海水游泳池、十万平方米的大操场和室内运动场等。http://s12/bmiddle/5f21a538x7670358b624b&690

为了建筑这些校舍，八十高龄的陈嘉庚不辞劳苦，手拄拐杖亲自到厦大督工。对图纸设计、备料用料、施工计划、工程进度与质量、经费开支、工人生活等情况，都一一细加查询，要求科学管理，保证质量，注意安全，注意节约。数年间，他坚持从集美坐班轮到厦大工地巡视，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以上，即使遇到敌机空袭或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

陈嘉庚在投资办学方面不惜一切，曾有人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元以上，然而他自己却一生俭朴。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遗嘱中要求子女将300余万元存款全部捐给国家。

群贤楼前，陈嘉庚先生的塑像就静默在棕榈树旁，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这所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校。对于厦大人来说，陈嘉庚的故事已如此熟悉，然却无数次都感动。只因嘉庚精神已融入厦大血脉，绵延不绝。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陈嘉庚兴学记》、《厦门大学校史》等。

《凌云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