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的图书馆学家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进行综述。文章认为国内外的图书馆学家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国内外的图书馆学家的观点进行系统化的梳理。

关键词：图书馆学家、学术思想

德国

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1807年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一概念。他在《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中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2]。他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并在此书中第一次全面叙述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将其视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知识体系。

德国图书馆学者艾伯特在其名为《关于公开图书馆》的小册子中认为，把图书馆学局限于图书整理范畴过于狭窄了，指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他在1820年出版的《图书馆员的教育》中强调图书馆员所需要的是综合性的知识，即应掌握外语、历史、文学史、目录学、古籍、百科词典等众多知识。1821年，他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这一概念。[1]艾伯特的思想赢得了丹麦人莫尔贝希的支持，他在1829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将艾伯特的图书馆学思想进一步系统化，这就是后来被西方图书馆史家所称的“艾伯特-莫尔贝希”图书馆学体系。这个体系，为佐勒所继承，他在1846年所著的《图书馆学概要》一书中完善了这个体系。[3]

德国格雷塞尔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18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纲要》中认为“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过于狭窄，他认为图书馆学还应包括图书馆史和图书分类学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史。[3] 继1890年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论之后，德国的雷丁格尔修订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提出了以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学和图书馆史为中心内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3]

20世纪30年代，德国米考尔（1859—1934 ）主编的《图书馆学大全》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提出图书馆学包括文字与书籍、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民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论。[3]

法国

法国学者L·A·C·海塞在1839年出版的《图书馆管理学》中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1]

美国

美国图书馆学家M·杜威1887年创办了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管理学院，他认为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时间和成本效益，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才，他的课程偏重于图书馆经营。[1]

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在其1982年出版的《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1]

美国皮尔斯·巴特勒是美国图书馆界第一个突破长期流行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图书馆工作论的微观研究视野，把宏观理论导入图书馆学的人。他和阮冈纳赞都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者，他们都以图书馆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巴特勒在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是美国理论图书馆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把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审视，从科学、社会、历史、心理、实践等角度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本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方面进行研究，从横向方面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大大丰富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巴特勒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一、确立了图书馆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二、把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审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扩大了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三、研究方法上采用横向扩展，延伸外延，多方面多角度研究图书馆；四、冲破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图书馆学，为美国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五、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与层次。[1]

杰西·豪克·谢拉）是巴特勒之后，美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又一代表人物，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谢拉关于图书馆学的论著主要的有《图书馆与知识组织》（1965）、《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1970）、《图书馆学教育基础》（1972）、《图书馆学引论》（1976）。谢拉在《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认识论”。认为知识经由社会而传播的。《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认为认为，“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工具，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 他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认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1]

美国人奥尔在1977年出版的《作为通讯系统的图书馆》一书中确定了“通讯系统论”的原理。他认为图书馆系统是人类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是人类通信系统的补充系统，是知识的传递系统，它反映了人类本身的知识体系。他比较了图书馆系统、计算机系统和人类系统，认为图书馆的目的是收集和利用人类的文字的通信。[4]

英国

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K.C.哈里森195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以英国图书馆事业为背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的含义、性质、任务、现状，并对图书馆协会、藏书、资源共享、图书馆管理、图书馆部门与工作方法进行了阐述。[4]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肯普在其1976年出版的《知识的本质——图书馆员入门》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和情报中心，并不只是作为知识的收集站而存在，它们应努力促进知识的传递。[4]

日本

藤林忠在1951年发表的《图书馆学的基础问题》文章中认为，尽管各个历史时期内图书馆的目的、功能有所不同，但有两个普遍与永恒的要素，那就是图书与读者。图书馆学不是对个别图书馆的研究，而是对图书与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有关图书与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原理，就是图书馆学。[4]

黑田正典在1953年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学原理的考察》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所必要的知识与技术的集合，因此，图书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应用科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应该由对象与方法两部分组成。对象指的是图书馆与图书馆工作；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4]

大佐三四五在195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的展开》中认为图书馆学是以图书馆为对象的系统知识的总和。大佐三四五将图书馆学的结构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原理、图书馆学）、史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特殊藏书史、图书史）、实践论（行政和方法）、文献学（目录学、古文书学）、辅助科学（教育心理、社会教育、文学史、科学史、博物馆学）。[4]

加藤一英在1965年发表的《图书馆学能够作为学科成立吗？》一文中认为通讯理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4]

除此之外，日本关于图书馆学的著作还有石正成的《图书馆通讯》，武田虎之助的《图书馆学概论》。加藤一英1982年著的《图书馆序说》一书抛开图书馆工作的具体问题，从科学本质、交流和系统三个方面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进行分析。[4]

印度

印度雅里·拉马里塔·阮冈纳赞（1892—1972）是“印度图书馆学之父”。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他首次以图书馆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发展图书馆学内涵的学者。他深刻地分析了构成图书馆的图书、读者、工作人员等基本因素及其规律。他于1931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图书与读者各自的目的与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两个因素作用的原则、方式、方法，并将其归纳为五条定律：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 ，也就是图书在于利用，不是为藏而藏；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也就是图书馆对读者应一律平等对待，应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图书；第三定律“每本书有其读者”，也就是图书馆应使每本藏书得到利用，为每本藏书找到潜在的读者；第四定律“节省读者时间”，也就是节省读者查找目录和等待取书的时间。第五定律“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3]

俄罗斯

Н.С.卡尔塔绍夫和В.В.斯克沃尔佐夫在1996年出版的《普通图书馆学》教科书中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首先影响图书馆事业，从而影响社会的多功能的科学，是一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之一的科学知识的体系”。[5]

О.С.丘巴良在1976年出版的《普通图书馆学》中认为，苏联的图书馆学是研究作为大众社会传播形式之一的图书馆工作过程的发展规律、属性、性质和结构的社会科学。[5]

俄国图书馆学家H.A.鲁巴金（1862—1946）在其1895年出版的《俄国读者初探》著作中论述了俄国的读者情况，并对俄国图书馆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图书馆应当“民主化”，应该给予全体人民真正利用图书馆的机会，图书馆必须深入到读者中去吸引他们；图书馆员要有民主意识和良好的素质，必须对读者需求的社会心理、图书的利用和阅读指导方法等有深刻的了解；图书馆是由藏书与读者这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图书馆的目标、任务、作用、地位都离不开读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既要研究图书馆性质、目标、任务、作用、地位，又要研究读者。[3]

列昂诺夫认为，现存的图书馆学范式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大部分研究方法具有经验主义成份，理论研究相对不足，在现存范式的框架原则范围内不可能产生出克服图书馆学危机的新观点。列昂诺夫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过程范式”，以解释图书馆现象发生过程为基础，研究这一过程的内部机制、结构、实质和特性；这一过程范式不仅包括图书馆学，还包括了目录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图书出版事业和图书贸易；他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交流科学。[6]

列宁从1895年起至1923年发表有关图书馆学文献达500多篇，这些文献都汇集在原苏联1987 年出版的《弗·伊·列宁与图书馆事业》一书中。他认为，图书馆事业建设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机关；图书馆要全面、系统、迅速地收藏国内外的图书资料；图书馆要为广大读者服务，要为读者方便地利用图书馆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3]

中国

杨昭悊是中国最早提倡和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之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中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定义，图书馆学同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及方言学等学科的关系，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分科，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3]

杜定友在1925年出版的《图书馆通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应分为：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和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的学识两大部分。他在1927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中认为：“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积极的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们的知识和修养。他在1928年发表的《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一文中，把图书馆比做人的大脑，他说：图书馆成为一个活机关，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物都要这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以记忆并解答一切。[3]

刘国钧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之一。他在1921年发表的《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出“图书馆要素论”，认为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有三种要素：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三样之中，尤以书籍最为重要。他在1922年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能》一文中认为近代图书馆的特征有八个：公立、自由阅览、自由出入书库或书库一部分、特设儿童阅览部、与学校协作、设立分馆或巡回图书馆、科学的管理、推广之运动。他认为图书馆的性质是：①近代图书馆的最大职责在于使人读书，要利用各种方法引起读者的兴趣，使人人都来读图书馆的藏书；②将关注对象从书籍转向所服务的人，使图书馆成为社会的中心；③近代图书馆应为多数人设立，使社会上的任何人都能读到书。[3]他在19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要旨》中认为，“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在1957年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他认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就是，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1]

李景新在1935年发表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的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的一种科学；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3]

徐引篪和霍国庆在1999年出版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其实质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1]

黄宗忠等在1960年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史和图书馆建筑与设备等四个方面。他在1962年发表的《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对图书馆领域中的“收藏与利用”的特殊矛盾进行分析，提出图书馆“藏用矛盾说”，认为图书馆收藏与利用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他认为这对“特殊矛盾”构成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他在《图书馆学导论》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内容、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相关学科、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史、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图书馆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藏用性，或称知识信息的集聚与传递。[4]

周文骏在1957年发表的《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和当前的图书馆事业全部活动的科学。[4]他在1983年发表的《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情报交流”观点，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是情报交流工作的机构，图书馆学理论是一种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结晶。[1]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81年合编的教材《图书馆学基础》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1]

中国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高锦雪1985年编著的《图书馆哲学之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图书馆哲学之范畴、界说，图书馆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的哲学观，图书选择之哲学观，图书馆的软体与硬体架构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等问题。[4]

中国台湾胡述兆和吴祖善1989年合著的《图书馆学导论》就图书馆的意义、起源、功能、图书馆学的意义、发展、现状进行了一般阐述。[4]

中国台湾图书馆学家王振鹄先生认为，图书馆是“将人类思想言行的各项记录，加以汇集、组织、保存，以便利用的机构；图书馆作为社教机构，以保存及提高文化为其使命，其工作虽与学校的单纯教育目的有别，但其性质却深具教育作用；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图书馆；他除了赞同美国图书馆协会提出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民众，传播知识消息，充实文化和倡导休闲四项功能外，还认为：“公共图书馆系基于一种教育机会均等之观念所设置。就当地社区民众的需要，搜集组织图书资料，为一般民众提供自由阅览的机会”。“现代的公共图书馆为一社会教育的实施机构，过去系配合学校教育而设置，以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为其工作目标；现在则不仅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担当推行成人教育的任务；并兼具社区文化中心的功能”。[7]

王子舟认为为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是把某些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其目的是使人们从中获取知识。[8]

结论

综上之述，笔者认为以上图书馆学家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管理、文献信息的组织，还要研究读者，研究它对社会的作用。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是唯一的，图书馆、读者、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应该作为其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未来需要对国内外的图书馆学家的观点进行系统化的梳理。

参考文献

[1] 王子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及范式特征.江西图书馆学刊.2002（03）：4～8

[2] 黄宗忠.中国图书馆学世纪评.图书与情报，2001（01）：2～8

[3] 黄宗忠.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介（上）. 晋图学刊，1998（02）：1～10

[4] 黄宗忠.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介（下）. 晋图学刊，1998（03）：1～10

[5] Β.Π.列昂诺夫.. 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 国外社会科学. 2000（05）：21～24

[6] 林曦.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点评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06）：26～31

[7] 崔钰，康军.中国台湾图书馆学家王振鹄的学术思想与实践. 图书情报工作.1997（04）7-12

[8] 王子舟.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0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