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墨言——中国古代书画经典特展(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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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博物馆大美墨言古代书画经典特展花鸟画栩栩如生 |
分类: 时空隧道 |
黄居寀(933—不详),字伯鸾,四川成都人,黄筌幼子,官至后蜀翰林图画院待诏,将仕郎,试太子议郎。蜀亡后归宋,授翰林待诏。五代两宋画院崇尚花鸟,以“黄(筌)家富贵”为尚,钩勒填彩,生动明丽。黄居寀对于此派的形成和昌盛,功不可没。此画以水墨山石小景为主体,立石后一丛荆棘竹叶,群鸟围绕,或栖或鸣;前景溪中石头上站立一只巨大的山鹧作欲低头喝水状,神态极生动,后人誉为“妙得天真”。
陈洪绶(1598—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号老莲,世称陈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亡后,遁入空门,自号悔迟、悔僧。陈老莲不仅是宋亡以后最杰出的人物画家,而且继承了唐宋勾勒渲染的工笔传统,多作文人高士和仕女,兼作花鸟,兼擅版画,所作《屈子行吟图》备受后世推崇。所作花鸟题材多是荷花、梅花等文人偏爱,寄物明志寓情。此画题材并无奇特之处,奇在具有陈老莲典型的形式语言。花、叶、鸟的造型奇异,与所作人物造型异曲同工;线条勾勒刚劲有力,淡渲染,有明显的版画装饰趣味,与传统工笔画明显不同,体现了画家不拘成法,别样独造的胆识气魄。
华岩(1682—1756年),一作华喦,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上杭人(又说莆田人)。擅山水人物,精于花鸟。虽列为“扬州八怪”之一,却与郑板桥、金农等人有别,属于既有文人修养又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此画虽然是明清时期流行的题材,但华岩却能别出己意,手法技巧介于工写之间,强调笔墨,也重视色彩;构图也与正统文人画一味简约不同,虽有留白,却更多受唐宋工笔花鸟影响,突出表现自然的生机繁茂。特别是所作兼工带写的禽鸟动物,更是灵性生动。如此折衷虽然不乏迎合市场的考虑,却也因此独具一格。后人誉之为“虚灵巧妙,机趣横生”。
王渊(生卒年不详),字若水,号澹轩,又号虎林逸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代画家,人物、山水无所不能,尤精于花鸟。此图画锦鸡、竹枝、桃枝及湖石,以双勾、渲染、点写并用,全用水墨,为著色彩,反映了此时趣味有别于宋代院体。锦鸡、竹枝用工笔,形态生动,富于自然生动,与宋代花鸟浓郁的生活气息相比,仍有明显的图式化、概念化特征,代表了花鸟画从宋代院体向文人画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局限。
夏叔文(生卒年不详),丰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元朝花鸟画家,传承宋法,色彩明丽,生动自然。此画为留传至今的画家唯一孤品,仿宋人全景花鸟法,湖面柳树间画有成双成对飞禽十三对之多,神情姿态切乎自然,体现了画家细致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大同(今山西大同)人,祖籍西域(今新疆),为少数民族,官至刑部尚书,政事之余,专心于画,擅山水,长墨竹。远古之世,中国就有“比兴于物”的传统,经魏晋隋唐诗文吟咏,梅、竹等自然植物逐渐人格化,使其成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元朝之后,被边缘化的文人更是托物寄情,一改两宋勾勒传统,文同墨竹一派极盛。高克恭虽然是少数民族又是元朝高官,思想意识、审美情趣却与当时边缘化的文人大同小异,故所作山水备受好评。间作墨竹,同样尽得清雅高洁之韵,与两宋形神兼备的双钩竹大异其趣。高度符合符号化的墨竹,舍形求神,成为文人精神情操、人格理想的象征。
顾安(1289—约1364),字定之,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毗陵(今常州)录事司判官、泉州同安县尉。此画以枯木竹石图式为准则,湖石之后,秀竹数竿,挺拔茂盛之态,既得自然生机,又兼文人情韵。后人诗顾安画竹:“传神者为谁,顾老从后起。不及湖州文,尤胜蓟丘李。”
吕纪(1477—不详),字廷振,号乐愚,浙江宁波人。明初宫廷画家,官至锦衣卫指挥。擅工笔花鸟。明初全力恢复宋制,宋代宫廷画院成为明宫廷画家追求的范本。此画构图竭力摹仿北宋全景花鸟,线条精细,色彩明丽。树干、山石则以山水树石法写出。虽然画家力求宫苑树木花鸟的一派生机,却因流于摹仿,缺乏对自然花鸟深入细致的观察,不仅生气灵性不足,即使是勾勒渲染技巧的艺术语言也与宋画相去甚远。这也是明初宫廷画派很快衰落的根源,一味师古有悖艺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