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追溯渊源唐晋汉

         陈言发展宋明清

             ──对联的起源、产生和发展

    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一，属于国粹。我们学习对联，必须对其发展历史有个粗略地了解。

（一）对联的起源

    对联的起源，联界尚无定论，也很难定论。究其原因，一是当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从未涉及对联文体；二是诗文、方志、掌故等涉及对联的资料少得可怜，零散孤立，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尚无联史专家对楹联发展史进行长期、深入、系统地研究，所持观点多为一家之言。据此情况，我们不妨将各种主要观点介绍出来，在尊重其立论的前提下，作出我们的判断。

    1、对联起源于偶文。对偶的应用，是人类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然产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为偶文。

    上古时期的《吴越春秋》中载有一首《弹歌》（传为黄帝所作）：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歌辞的意思是，割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土，飞射禽兽，猎取肉食。歌辞两言一句，音节短促，节奏感很强，可能是制弹弓时所唱，也可能是用弹弓狩猎时所唱，非常古朴敦厚，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词性相当，虽然不是对联，但其对偶的修辞法与现在的律联是一致的。

    偶文在先秦的诗文中更为频繁地出现。如：《尚书》：“满招损，谦受益。”《周易·乾文言》：“水流湿，火就燥。”屈原《离骚·湘君》：“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礼记》：“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易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论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些对偶句，都是自然运用，未加任何雕琢，为对联的产生奠定了修辞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偶文逐渐发展为民谣、谚语、对联、骈文等形式，偶文是产生对联的直接母体。

    2、对联起源于桃符。此说的根据是，《宋史·蜀世家》有如下记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写道：“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檮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庭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孟昶为蜀国开国国君孟知祥第三子，在位三十年。他为太子时，曾自题策勋府桃符“天重余庆，地接长春”，《洛中记异录》则记为“天隆余庆，圣祚长春”。这说明，此时的桃符已由画像改为书写文字，已形成春联（门联）的形式。另外，如将桃符上的四言句视为偶文，在沈约提出“四声八病”说五百年后的当时，声律是和谐的，但经孟昶改为五言句，两句之第四字（余、长）均为平声，按今律要求是失对的。这说明，由偶文向对联转化时，是存在矛盾的，或者说是不自然的，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衍化过程。

    “楹联始于桃符”这一论断，由于出自清代大学者纪晓岚之口，他的弟子梁章钜又大力宣扬和肯定，使得这一论点盛行几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此论点仍处于统治地位。鄙人以为，此论点尚有可商榷之处：

    对联的本质特征是对仗，它的起源应该是讲求对偶的偶文，二者之间存在血脉关系，或者说存在遗传基因。桃符是一个习俗的产物和载体。上古时代，过年驱鬼用的是大桃人，后来，嫌做桃人太麻烦，才改用桃木板，即桃符，在桃符上面画上神像。从汉代起，又由画像逐步变为书写“祈福禳灾”、“逢凶化吉”之语，进而改为写对偶的诗句（即所谓绝句），或者对偶的联语，即对联。对联与桃符的关系，不是继承、遗传关系，而是文字与载体的关系。因此，说对联起源于桃符是概念的错位与混乱。正像桃符上曾画有神像或书有诗句，不能说美术、律诗起源于桃符一样。

    3、对联起源于骈文、律诗。立论者和支持者多为学者名家或联界权威。持相反观点，认为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者，也有学者、教授。二者最关键的论据就是对联、骈文、律诗产生的时间谁先谁后。按文学史论，骈体文产生于魏晋，律诗产生于南北朝，这没有太多的疑问。关键是对联产生于何时，在两者之后？在两者之前？还是在两者中间？这个问题，今日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谁是谁非不要轻易肯定和否定，留待历史做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