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兴

文/慕云

    都说咱们中国人热情好客，只看国人的饭局，似乎倒也不假。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亲朋聚会，“逢事必饭局，逢局必有酒”几乎已经成了国人特有的共识，仿佛缺了酒的助兴，国人们吃饭便会寡然无味似的。然而中国的酒文化又是极其与众不同的，因为国人们饮酒的精髓，全不在于品，而只在乎敬。我国早有所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俗语，你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谁都拼命地劝对方喝酒，仿佛喝与不喝、喝多喝少已经成了衡量交情深浅的唯一标准。确实，喝酒能使人兴奋，特别是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彼此之间拍着胸脯说着些肝胆相照、豪气冲天的壮语，那一刻真是尽显惺惺相惜的英雄气概。可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从来都没见过温酒斩华雄、醉取瓦口隘、举杯邀明月、三碗不过岗、拳打镇关西之类善饮的英雄侠客，在强逼硬劝豪饮滥喝之后我们多见的是酗酒闹事、醉酒飙车、因公醉死等一幕接着一幕不断上演的丑剧或悲剧……

    史载魏晋名士亦是普遍好酒。可是如我等凡俗之辈又有几人能明白，他们之所以任情恣性以致于放浪形骸，正是强调精神的自由？真名士者，内心旷达，性真情纯，俊逸脱俗的率性之举，正构成了那一时代所特有的风景。据说，王子猷曾经在山阴居住，某夜万籁俱寂，大雪纷飞。午夜梦回，却正是雪停的时候，王子猷信步穿廊而出，独自一人立于雪地眺望四方，苍穹之下，月色清朗，一片银装素裹。王子猷顿觉心荡神怡，就着雪景，自斟自饮起来，几杯落肚之后，越发觉得是意兴飞扬，不觉间左思的《招隐诗》便脱口而出。未及朗声诵吟完毕，隐逸于剡县的戴逵的身影突然之间便浮上了心头。王子猷二话不说，连夜乘小船前往拜访。小船行了一整夜才抵达戴逵家门口，可王子猷却没有进去掉头就回家了。有人听说了此事，就问王子猷原因，王子猷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我原本就是乘着一时的兴致前去的，兴致尽了就回来了，为什么非要见戴逵不可呢？”

    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子猷自然是率真洒脱的，而由曹魏巨匠曹操、曹植以下，到建安才俊孔融、王粲，到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再到竹林贤俊嵇康、阮籍，然后到中朝隽秀王衍、乐广，直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等名流其清峻通脱、风流自赏的气度更是几追仙姿！大概也正是因为只有魏晋名士才具有这种超然物外的自由精神，所以，魏晋的作品大抵内在都富有生气和感染力，而外在则流露出情真、自然的特点，其慷慨悲凉者，有如清风傲骨，其空灵矫健者，恍若出水芙蓉。

    与魏晋超然洒脱的名士截然相反的是晚唐的苦吟诗人。贾岛、姚合等辈殚精竭虑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奇僻”的诗，在他们的诗里有着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愤，有着贫穷窘困生活的哀叹，有着对于清寂之境和佛禅境界的感受，但却很少有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因为内容不足却有一味苦吟，他们的文字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所以，贾岛虽然也吟出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等佳句，但历史的定论依然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试想，“苦吟”到了这样的地步，为文究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刘克庄在《程垣诗序》中指出：“姚、贾缚律，俱窘篇幅。”难道号称“诗囚”的贾岛竟无法理解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名句：“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其实萧纲所谓的“放荡”即自由，是要摆脱束缚的意思。在萧纲看来，文学纯属于个人感情的、审美的范畴，所以，对于诗文当从“性情”或“性灵”的角度来着眼，从而一穷心中之快意。

    萧纲的观点，即便放在今日，依然不觉过时。“授业”者们画地为牢，对于应试作文的硬性要求之一便是：字数不得少于八百。而主编们选稿的标准当然得更上一层楼，连千字文都入不得他们的法眼，就更遑论区区八百字了。至于挥笔之人是否画蛇添足，那似乎都已是次要的问题了。其实，为文不外乎言志、抒情、沉思、写意、叙事、状物而已，文中多余的笔墨越多，便越是显得拖沓空洞，一如醉酒。试问当你喝到头重脚轻、目眩脑胀、反胃呕吐的时候，你的心里究竟还有什么快意可言？

    我仰慕李白的放荡浪漫，欣赏朱自清先生的真切自然，正如东坡居士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所以，我孤陋而固执地认为：做文也好，喝酒也好，尽兴就好。

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