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9）           卷三：羁旅行役———宦游岁月

九

    吏部不放改官，这使柳三变感到郁闷。

    柳三变所任的泗州，为淮南东路，在现今江苏洪泽湖周围地区。

    吏部不放改官，柳三变感到自己勤于政事，关爱百姓，没有什么错处，他想不通，于是他要找朝廷为自己讨个说法。

    庆历三年（1043）三月，柳三变来到汴京。此时的吕夷简不是宰相，史载，庆历二年（1042），宰相吕夷简以父病乞罢政事。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章得象为宰相，晏殊为宰相兼枢密使，贾昌朝为参政知事。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范仲淹陈“新政“十事，实行庆历新政。

    柳三变这次要找的人是晏殊。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抚州人。7岁能写文章，是一个神童。14岁中进士，是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进士。以神童出名的晏殊，被推荐给宋真宗，宋真宗以神童召试，让14岁的晏殊和千余名进士同朝应试。见到考题，晏殊说自己前几天刚刚做过，请皇上换考题，真宗亦发喜欢晏殊的诚实，换了考题也考得很好。晏殊发现培养了范仲淹等许多有用人才。

    晏殊是当朝宰相，又是词人。柳三变找晏殊，看来是经过考虑的。

张舜名《画墁录》：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其意是：柳三变找到宰相晏殊，说到共同的爱好文学创作。晏殊问：“贤俊你作曲子词否？”柳三变答得巧妙：“只如相公，亦作曲子词。”晏殊答道：“本人虽作曲子，却不曾写‘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

    柳三变感到无话可说，遂告退。

    《宋史·晏殊传》说晏殊“及为相，益务进贤才“。柳永向晏殊请求援引，除了因为晏殊是个重才进贤的宰相，还可能因为晏殊也是词人，容易取得他的谅解。其实宴殊完全了解柳永被黜的内情，见了柳永便问：”贤俊作曲子么？“这样发问无异于暗示：”这是你作曲子惹出的麻烦！“柳永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攀比同道，用意即在求得谅解。但这样的攀比，却深为晏殊所忌。晏殊举出柳永“针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狭邪之词，就是责备柳永“无行”，柳永因此不得不告退了。

    不难想象，柳永走侯门的模样。当初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得罪真宗，现今又是一句“针线慵拈伴伊坐”吃当朝宰相奚落，旧闷添新愁，怏怏离开京城。

    张舜名《画墁录》，这条材料屡见征引。

    问题是对此事的年代需要作一番考订，主要是考定晏殊居“政府”的年代 。宋时最高国务机构为两府。枢密院掌军务，称枢府或西府；中书门下（政事堂）掌政务。称政府或东府。晏殊在两府都担任过要职。他曾前后两次居于“政府”。第一次在明道元年（1032）八月至明道二年（1033）四月，晏殊为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柳永此时尚未登第释褐。无从为改官事求见晏殊。第二次在庆历三年（1043）三月至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居于相府。柳永“诣政府”向晏殊求援，当在晏殊为相这段时间内。柳永称晏殊为“相公”，亦是对宰相的尊称。

    从柳永任睦州团练推官算起，到庆历三年，已经过了整整八年有余，“三任六考”已届期满。在失望之余，不料，在庆历三年五月，朝廷下诏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一次机会。

    《长编》卷一四一引《会要》：

    庆历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诏臣僚举职官、州县官充京朝官，判、司、簿、尉充县令，流外出身州县官充令、录、班行，其奏状式样颁令遵用施行。

    仁宗此诏是据范仲淹的奏议颁布的，范仲淹时任参知政事。他认为旧时“臣僚各举所知，或举主非贤，则多缪荐”，因此范仲淹建议由中书、枢密院提出“堪充举主”的人选，从幕职、州县宫中擢拔人才充当京朝官。这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中改革吏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次保举柳永的举主，不知为谁。同前次“举官未成考”不同，庆历三年柳永从资历上说已完全有条件磨勘改官。然而“吏部不放改官”，原因并非年限课绩等问题，据《画墁录》之说，却在于“以词忤仁庙”。不过这个理由不便明白宣告，公开的说法或许仍是“以无行黜之”。柳永认为吏部诠选不公，于是出雪投状，向“政府”申诉。

    柳永何时由选人改为京官，确切的年月亦复难考。但大体上可以定为庆历三年谒见晏殊之后不久。这是从他改官后的仕履推断的。《宋故郎中柳公墓志》说柳永改官后为著作郎，太常博士；徐度《却扫编》卷五说柳永“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柳永这番仕履，恰好完全符合宋代的迁秩之制。宋时京朝官三年一磨勘，由著作佐郎———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逐级升迁，除了郊恩特例，正常的迁序就需要足足九年时间。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定柳永卒于皇佑五年(1053)，上推九年，则为庆历四年或五年。如果这样推算近乎事实，那末柳永的改官，当距他诣晏殊之后不远。更确切地说，是在庆历三年十月之后不久。

    庆历三年十月，仁宗下诏同意对京朝官选人的进状进行复审和落实，这是柳永诉雪过犯、通过磨勘的一个重要机会。《长编》卷一四四引《实录》记仁宗诏曰：

    中外有陈叙劳绩，或诉雪罪状，中书批送有司者，谓之“送煞”，更不施行。自今宣令主判官详其可行者，别奏听裁。

    宋代官员磨勘，若审官院、三班院、流内诠等主管部门予以错误处置，可越级向中书、枢密院进状投诉，“或理会劳绩，或诉雪过犯，或陈乞差遣。”中书、枢密院往往将进状批转原主管部门，更不施行，叫做“送煞”。为此，得不到申理的官员便重叠进状，有时多至三、五次。庆历三年十月己未，范仲淹上疏反映了京朝官与选人三、五次进状不能结绝的问题，建议各主管部门对所有进状一一复审，公正处理。仁宗便因此下诏，准予施行。柳永诣“政府”见晏殊，就是事先进状投诉，事后由中书批转吏部流内诠的。柳永为自己诉雪罪状，决不是无理由的。柳永入仕后虽时有怀旧之作，但已乏昔日风情。其《长相思》词曰：“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像“针线慵拈伴伊坐”一类的词，本是他前期之作，难以构成阻碍他磨勘改官的“私罪”。他从晏殊那里虽未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庆历三年十月间范仲淹的奏议和仁宗的诏书，却为他的投状诉雪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吏部不放柳永改官，终于失去了合理的依据。只要柳永的进状不被“送煞”，他就可望得以磨勘改官了。

    真是：

苦苦劳绩沉下僚，

抚民爱民有何错。

三变闯京找晏相，

反被讥讽情难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