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博客天下》2013年7月25日 第132期

本刊记者 鞠晶

唐慧和女儿乐乐都曾经历过深重的痛苦，

她们彼此体恤，也彼此要求，小心翼翼地靠近和疏离，

矛盾重重地挣扎着向前走去。

唐慧最近经常盘起头发。此前所有媒体发布的照片中，她的头发都散着。

7月8日，和女儿乐乐在北京共同完成最后一次心理辅导，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前，唐慧请志愿者稍等一下，从口袋里拿出卡子将长发盘起。她害怕被认出来，即便天已经开始黑了。

这种担心如影随形，自2012年她因上访被劳教受到舆论关注以来，已伴随她近一年。即便走在离家千里外的北京街头，她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照片中不一样的形象，怕被路人、更怕被截访人员发现自己。

唐慧更担心与女儿同行时被人认出，她怕别人知道身边这个女孩就是她曾经被侮辱的女儿。她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对女儿不明就里的偏见和指指点点。

为此，半年前，唐 慧送女儿乐乐离开永州，去邻近城市的一所寄宿高中念书。说起一连串漫长的转学经历，她语气低沉，显得力不从心，很 难说清这是孩子第几次转学。这很大程度上是孩子的个人意愿，“每当在一个地方上一年学、最多两年，乐乐就会觉得有人知道她的事情，就会要求我帮她转学。”

唐慧不确定乐乐的判断是否过于敏感，但她别无选择，只有顺着女儿的心愿一次次为她安排新学校，并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不让同学知道自己是乐乐的母亲。

唐慧一直将乐乐保护得很好，一方面关于她的报道和照片屡见报端，而另一方面，被披露的资料中，关于乐乐的信息寥寥。她保护女儿的方式是竭尽全力为她建起一道屏障，尽可能隔绝一切影响。

生活中，她小心翼翼——已经弄丢过孩子一次了，她不允许自己再犯下同样的错误。她详细过问女儿的交友情况，外出时随时了解她的去向。如今，唐慧在老家永州开了一间花店，乐乐爱花，时常想去店里玩儿，但大多会被唐慧拦下。

“我不希望她去，花店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怕别人认出她。”

住校之后，乐乐一个学期都很难有机会回家一次，母女二人保持着每天的电话联系，唐慧每月会去那里住几天看乐乐。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视仿佛就是母女二人关系的写照。唐慧在自责造成的过度保护和宽厚母爱的交替下反复摇摆。而乐乐终站在原地，静静接受母亲的各种关怀。有些关怀在乐乐看来越界了，但她仍然接受，并保持沉默。

 

这个曾经经历了莫大痛苦的少女现在正站在17岁的青春期里。

17岁的孩子开始本能地憧憬离开父母羽翼的生活。但乐乐的经历，让唐慧难以把握与女儿相处的尺度——某些反应到底是青春期的反叛，还是伤害遗留的痛苦？难题就这样摆在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唐慧面前。

住校前，乐乐始终和妈妈住在一个房间。她常感到恐惧，洗澡时、睡觉时，或任何其他时候，她会突然对唐慧说自己害怕，怕鬼。唐慧也发现，女儿的睡眠时好时坏，常常凌晨两三点睡不着，“玩手机或者就抬头望着天花板。”

唐慧渴望和女儿沟通，想听女儿分享手机上有哪些好玩的东西，想看到女儿睡得更好，帮助女儿消除恐 惧，感觉更安全，但她不知该如何与女儿沟通。关于女儿曾经的遭遇，只有到公安局做笔录时唐慧才会听女儿说起，在家里，那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泥沼，是全家人不能碰的禁区。

自从乐乐被营救后，唐慧始终处于深深的内疚中，她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并把自责转化成对女儿更为严格的管控。她开始严格监督女儿跟什么人在一起，当下在什么地方；她不允许女儿穿短裙、短裤，只喜欢她穿长裤，因为害怕“那些打击我的坏人，借此说孩子的坏话”；乐乐高兴时手舞足蹈地跳起“骑马舞”她也不喜欢，她眼中的好女孩应该斯斯文文；她困惑女儿为什么一闲下来就把手机捧在手上，而不去用功念书。

唐慧似乎从未——或者拒绝——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乐乐已经慢慢长大，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在唐慧看来，和从前的乐乐相比，这个越长越高的女儿，变化的除了身体，还有母女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

像每一对平凡又彼此深爱的母女一样，乐乐会和妈妈聊起自己新交的好朋友；会谈到有男生示好时自己的厌恶和恐惧（乐乐至今仍然刻意回避和男性交往）。自从住校以后，似乎空间的区隔带来了母女间交流的障碍。

“以前乐乐总跟我说，但是最近半年有很多事情不跟我说了”，唐慧觉得女儿开始远离自己，她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各种蛛丝马迹了解女儿的心事，握住仅有的安全感。有时唐慧甚至担心如果自己不能及时发现并化解这些痛苦，乐乐有一天会想不开自杀。

唐慧像一只受惊后的黄雀，试图从孩子每一个举动或言语背后抓到弓箭袭来的危险信号。

比如乐乐曾提到自己想签署遗体捐献协议，被唐慧厉声制止。她很自然地认为这种不吉利的提议是女儿有轻生想法的一个证明。

“唐慧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刚刚为母女二人进行过创伤修复的心理专家海蓝在4天的心理疏导结束后告诉《博客天下》，“在患有慢性心理创伤的案例中，多数人往往都会伴随着强烈的自杀倾向。”

 

这对被伤害的母女从未停止自救。

此前，唐慧曾两次带乐乐去看心理医生，寻求专业帮助。在长沙某家医院，她特地挂了心理科专家号，为乐乐选了一位有经验的女医生，但由于对方的声音“很男性化”，问诊态度生硬、直接，乐乐很抗拒，不愿意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她。另一次，南京一名记者帮唐慧联系好一位心理医生，唐慧清楚记得，在她被劳教前的一个星期，她带着乐乐来到指定医院，却发现医生的衣服上别着一枚小小的话筒。从此，唐慧和乐乐便开始对心理治疗有所抵触。

时隔一年，经过多番劝说，唐慧同意接受海蓝的心理疏导，带着乐乐来到北京。她的态度迫切而谨慎。

最初，她认定乐乐 会受之前失败的治疗影响而抗拒，乐乐却表现出某种勇气。“我只有试过才知道对自己是不是有帮助，才有机会好，不试就连机会都没有了。”在跟海蓝的第一次通话中，她说。

为期4天的心理修复过程中，乐乐一再表现出这种勇气和真诚。

人在遭受到巨大的创伤之后往往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开始恐惧使自己受到伤害的现实场景，回避那段痛苦的记忆。由此相伴产生的还有一系列消极的认知——比如觉得社会是危险的，没有安全感，而自己是无能的。从这种创伤中恢复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反复回忆令自己恐惧的场景，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到这只是一段过去的记忆，并非延续至今的现实经历，进而打破消极的思维循环，建立新的认知。

在整个过程中，乐乐表现出“连成年人都少有的勇敢”。海蓝说，最初乐乐并不愿意说，抗拒重述最痛苦的画面。“但我跟她说，过去记在你脑子里有很多恐怖片，我们一起去看，以后就不会再害怕了。”

唐慧说，乐乐在家时就很爱看恐怖片，她说越是害怕，自己就越渴望了解。乐乐很快放下了防备，进入治疗阶段。

有着丰富创伤治疗经验的海蓝说，她被乐乐的遭遇触动了。“她不愿意描述那个残暴的过程，这是她的伤痛，回忆的过程流了好多泪。我都被这个可爱小姑娘经受过的那些痛苦震惊了。”

海蓝在当天发出的微博上，贴出一张治疗过程中被乐乐撕扯咬碎的毛巾。酒店里提供的厚实的白色毛巾被这个小姑娘撕扯成长条，就像被碎纸机处理过的文件。“条条都饱含着一个11岁女孩被伤害的羞辱、悲愤、无助和痛苦。”

比起同龄的孩子，乐乐更爱哭，易激动，对陌生的环境过分警觉，表现出恐惧和焦虑。在海蓝看来，这都属于创伤后的常见反应。但作为母亲，唐慧对乐乐的这种脆弱和逆来顺受深感无助。尤其让她困惑的，是乐乐在学习上很难集中注意力，成绩始终不理想。每当她因为成绩问题数落女儿时，乐乐就默默站在旁边流泪不出声。

海蓝帮唐慧理清了症结所在：“创伤以后的人经常处于恐惧之下，那些片段不时浮现在脑中，没办法清静。正如人感冒会发烧、喉咙痛，乐乐就恰恰处在这样的心

理学发烧状态之下。”

乐乐的恢复力极强，在某种程度上，这缘于一个孩子对未来生活天真无邪的渴望。在她17年以来有限的社会接触中，并没有将自己的经历和她未来即将置身的社会相连，仍然对未来保有美好的期待。遇到可爱的记者给予她鼓励，她便立志将来成为一名记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她的理想版图中又多了一个心理诊所。

她始终在循着有限的人际接触中所遇到的更好的可能性规划未来的生活。

  

乐乐的创伤修复进展顺利，但对唐慧的治疗之路则显得困难得多。

唐慧从没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告诉女儿——无论是上访、劳教还是随后引起的轩然大波。“乐乐从不会主动问我，上网的时候也不会去查。”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渐低，似乎自己也并不十分确定，而更像是她的期待。在被劳教前，多年上访形成的习惯性警觉令她意识到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她打了个电话给乐乐，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有生活的需要跟舅舅联系。

她无法原谅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这件事。“从过去的没太管，到现在什么都管”，她生怕自己再一个闪失失去乐乐，便从天平一端猛然滑向另一端。

按海蓝的解释，一边是过度管控致使孩子失去自由，一边是已经渐渐丰满的人格对于独立的要求，相互矛盾的两种需求亟须搭建起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母女二人分别进行了3天心理治疗后，第四天，海蓝将唐慧和乐乐聚在一起，共同商讨着签订了一份协议。

两人坦诚交流生活中的分歧，最终一条条达成协议。协议中，唐慧不再要求乐乐只穿长裤，也不允许自己发脾气，每犯一次就罚款30元，给乐乐做零花钱。而乐乐同意只在午休时或放学5点到9点之间才用手机，如果违反要求，就自愿没收手机3天。

每条协议都列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

当海蓝问及妈妈对于她事无巨细的保护，乐乐坦言能够理解，“因为她害怕”。“怎样让妈妈不这么害怕呢？”海蓝问。“我跟妈妈一块商量，哪些是我能接受的，哪些是妈妈能够接受的。”

在治疗的最后，她用毛巾捂着脸，害羞地对唐慧讲述从小到大自己记忆中妈妈对她一点一滴的好。小学三年级她扭到脚不能走路，唐慧每天背着自己去上学，爬高高的台阶，自己紧贴着妈妈后背上的汗水。

海蓝形容乐乐是“一只纯洁的小白鸽”。她已经开始试着放下曾经的痛苦。只是除了心理上的准备外，这个姑娘还需要对抗那段岁月对她身体造成的巨大伤害，她所染上的疾病现在尚无法根治，每个月痛经都在折磨她。

 

7月7日晚上，刚刚结束最后一次创伤修复治疗的乐乐在餐桌上跟唐慧说了很多从没说过的贴心话。但晚餐后，唐慧接到几个电话，得知当天有一篇攻击乐乐的长文在微博流传。

“我当时马上非常气愤，心里想着这次海蓝老师对我的心理辅导都白费了。”当晚，守着还沉浸在快乐中的乐乐，唐慧一夜未眠。

第二天晚上，经过很长时间疏导，唐慧仍然明显表现出一边深受其扰，一边努力控制自己不被舆论漩涡裹挟的状态。当她对《博客天下》记者说起女儿的改变，略显紧张的声音会突然变得柔和，“我仿佛看到11岁以前的乐乐回来了”，她说，抬起头直视，眼睛虽然熬得通红但充满笑意。

这种舒展也在她提起自己现在经营的花店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她说自己一直就喜欢花，以前家境再不好也会花十几块钱买几朵花，或者从开业店铺的花篮里“像小孩子一样抽出几朵插在家里”，这样心情就会特别的好。“现在开了花店。没人来买花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打开冰柜，探头去看一下里面那些花。”说到这，她像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然而，每当来自不同媒体的电话询问她对网上流传的微博有何看法，下一步打算如何行动她 声音开始变得急促，音调升高，眉头紧锁，舒展的状态不复存在。这时候，之前那个维权状态下的唐慧又重新回来了。

在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的3个小时中，从紧绷到舒展到紧绷、舒展，两个唐慧就这样交替着出现在对面的座位上。她自己也表达了这种困惑 ，“现在有两个我，一个想要和所有人说清楚我的女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另一个却告诉我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她始终担心北京之行结束后，家里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氛围和鼓励，自己和乐乐会回到过去的生活。

这也是海蓝的担忧。她说，如此巨大的心理创伤不可能通过短期密集的治疗就痊愈。电话跟访是她计划中的一部分。

第一次通话是在一周后，7月14日傍晚。第二天，唐慧将出席永州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的庭审。唐慧一人只身前往，站在原告席上听到审判结果，她事后回忆那时的感受，“恐惧和难过减轻了很多，但也觉得高兴不起来”。审判结束后，她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自己渴望和女儿一起恢复正常生活。当晚，她打电话给海蓝，“您看我说得棒不棒？”这似乎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她开始从过去的深井中抬起头来。

这次审判，她同样没告诉乐乐。她说回家后的乐乐开始规律地生活，不再睡懒觉，每天7点前就会起床，让她倍感欣慰。庭审结束后，唐慧对围在法院门外的记者表达心愿，“现在我很累了，下午就回永州，以后好好生活，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但很难说她是不是真能远离某些生活中旋风般的裹挟。她庭审结束后直接就到了北京，至今还没来得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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