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中旬，2010年度夏季达沃斯论坛于天津召开，85个国家的政要参加了论坛。联想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亚运之于广州，天津也不甘寂寞。论坛举办期间，的士公司要求司机们必须讲普通话，有些人则犯难了“说了几十年天津话儿，别不过来了。”

    9月13日，我到达天津，采访达沃斯。读天津本地的报纸看到一段报道，甚是感叹中国媒体人的用词用句之创意：“团市委还组建了一支由200名达沃斯城市志愿者组成的城市自行车骑行队，在设定的路线内提供流动志愿服务，串联起各个岗亭，形成撒网式宣传及无缝对接服务。”
    想来在今天，也许真感受到了什么叫志愿者的“无缝对接”。下午2点左右，我和同事从北京南站出发至天津。出北京地铁4号线不远就看见一牌子上写着：天津达沃斯志愿者服务站。旁边站着一位身穿志愿者服装的大学生。

    我一时有些恍惚，心想自己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还是我观念太落后了，京津早就成为一个经济连体婴儿了。去问那个志愿者，他是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从昨天开始就在北京站志愿服务了。大学生非常热情地指导我如何上三层，乘坐京津快线，据说，北京南站还有一个达沃斯的贵宾休息室。
    往上走三层，每走一层就有一名志愿者负责达沃斯的问询服务。本想去参观一下贵宾休息室是什么样，无奈23号站台已经快开始检票，索性就上车了。
    40分钟左右后，列车就已经到达天津。这座城市当天的天气似乎比北京更加炎热。出站时似乎看到了前往梅江会议中心的班车，但因为赶时间，我和同事还是乘坐出租车，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出租车师傅聊天有时会非常有意思。　

    开车的师傅是一位彪悍的中年的哥，听见天津市的广播全都是关于达沃斯的，于是便充分利用车载无线电广播与其他的哥聊起天来。此举让我一度怀疑，天津的士上的无线电是全国使用频率最高的。天津的哥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这几年天津的市容市貌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他强烈的城市自豪感。
    据说，为了迎接达沃斯，天津全市的学校放假两天。而且的士公司都要求的哥们衣帽穿戴整洁，同时必须说普通话。这可把这位司机师傅难住了。“没办法，说了几十年天津话儿了，已经别不过来了。”师傅说。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天津人说话有一种喜感。今天过安检时，一位安检人员说，“手机、钥匙全放筐里”，听到那种句末往下压的调子让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在梅江会议中心，我们很快办完媒体注册，可能我们来得还算早，并没有出现“排大队”的情况。当然还是要感谢一路上辛苦工作的志愿者们。路上还能看到不少老年人也加入进来。晚上吃晚饭时，还有一些大学生仍然坚守在志愿岗位上。他们说，从10日开始就已经上岗，一直要到晚上8点才能回去。

    施瓦布、朱民、李稻葵……这些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熟悉面孔，在达沃斯会场就可能和你擦身而过。我守在达沃斯两天，经常上演与大腕的“贴身肉搏”戏码。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先生，在会场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但很快他就会消失，典型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采访的第一天，正和同事在某会场外“蹲点”等嘉宾，突然见到施瓦布先生从远处一个会场匆匆走出，我俩立马兴奋地拿起手中的摄像机和话筒冲上前去。谁知慌忙中，话筒上的大Logo标不小心脱落出来，在地上蹦跶蹦跶以后正好落在施瓦布先生的脚前方。我巨汗啊，连说“sorry sorry”。却见施瓦布先生弯下腰捡起Logo，看了一眼Logo上的字眼，然后将它安放回我手中举着的话筒上，并给了我一个亲切的微笑。见他如此平易近人，我更是有了动力，举起话筒便提问。可话还没出口，就被他身后的助手阻止，他解释：“主席还有要事,要马上处理。”说完便跟随着施瓦布先生“飞速”离开。
    中午12点，和同事在一个会场外围游走寻找嘉宾，突然听见后方一阵骚动，远远能看到某黑西装男子冲出人群，飞快地向出口方向走去。连忙打听，原来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我们二话不说便朝出口方向飞奔过去，我脚上还蹬着高跟鞋，咯噔咯噔追了近百米，出现了拐角和分岔口，李稻葵也不见人影了。唉，看来速度还是不够快啊。不过想想也有趣，这就是达沃斯，你会看到媒体里三层外三层围堵嘉宾的场景，也会看到媒体将嘉宾“逼”到角落躲猫猫的场景，还会看到像现在这样媒体“飞奔”着追逐嘉宾的场景。

    而对朱民的“围追堵截”更是让我有做“狗仔”的体会。在一场论坛结束后，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走下主席台，我瞅准空当，一个箭步蹿了上去问道：“朱总，您对加息预期怎么看？”“我已经不在央行工作了。”身材高大的朱民一边说话一边离开，瞬间消失。

    今年接连跑了达沃斯和博鳌两个论坛，少不了进行一些比较。
    表面上的不同似乎挺明显。达沃斯系出瑞士名门，所有的文字材料，除了新闻通稿之外，几乎都是用英语一种语言撰写，搞得我那位英文不佳的同事叫苦不迭；博鳌的资料则是中文多于英文，方便国内媒体的同时常令外媒有所不便。当然，在达沃斯媒体注册中心拿到一只黑色的显得有些笨拙的电脑包时，实在让我怀念初到博鳌时欢迎的花环和珠链以及大方的主题文化衫。

    两大会议的安排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达沃斯3天的会程，虽然时间从早上9点开始至晚上6点并不很长，但是却整整打了27页之多，究其原因，同一时段竟安排了5场的平行会议，相比而言，博鳌只有两场左右。　
    不过，虽然达沃斯会议很多，有些主题也很诱人，但是可向媒体开放的场次非常有限。组委会另外给媒体发了一份可以旁听的会议清单，基本上5场当中只能限听指定的一场，这对于记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么多有意思的分论坛就在身边举行却不能亲自去看一看。

    据说这也是达沃斯的一贯传统—为了控制会议纪律与保持会议效果，议程只是部分地对媒体开放。相比而言，博鳌就会开放很多，全天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对媒体开放，你可以撒开了丫子去跑。   

    当然，事情总不能两全其美，还记得上次博鳌会议结束时，我和其中一位企业参会代表一起坐车去机场，路上大家一起聊天。我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媒体，他却在边上大倒苦水，说博鳌的会议组织方式十分不科学，全面对媒体公开的形式搞得原本预留给企业的提问时间有时会被媒体所抢占，更重要的是，本来大家都想听一些真话实话，一有媒体在场却都又放不开了。

    “就应该多举办一些闭门会议，让企业家们自己交流一些真心话，就某一议题形成有意义的见解与想法，而不是光说些套话给媒体听，或者说让这个论坛成为某些政客的舞台。”他说。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些参会代表的心理。花了那么多钱参会，总希望分享点儿什么，达成点儿什么，我们也很理解一些主办城市政府的心态，花了大力气主办这次论坛，总想多宣传一下自己或者捞一些政治资本，当然作为媒体，我们也全力捍卫自己的报道权利。所以，一个论坛，三股力量，如何去平衡三者的关系，的确是一很有意思的公共关系问题。

文/张斐斐  出处<---请猛击此  登载于《博客天下》总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