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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思想的王者--《中国经营报》--历史的碎片专栏

(2013-08-13 21: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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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思想的王者

刘刚  李冬君

兼并思想的王者--《中国经营报》--历史的碎片专栏

这是战国时代,与《史记·秦本纪》里那些列祖列宗相比,嬴政似乎更象是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来自哪里,他的文化慧根一定来自吕不韦。

他是吕不韦的儿子吗?郭沫若认为,那是汉初吕后为了篡汉造的谣言,如果嬴政为吕不韦子,那秦便是吕家天下,吕氏篡汉,便是物归原主了。

不过,嬴政作为王者和思想者,终究是他吕不韦一手造就的。他本是个商人,把王权当作一单生意来做,他成功了。商人以奇货可居,他的“奇货”是秦王。可这还不够,他还要用这“奇货”易天下,将买卖越做越大。

这就要求他的“货”,不光是王者,还应当是思想者。因为当时秦统一六国的障碍,不在军事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主要原因。

武力只能兼并,统一要靠思想。于是,吕不韦着手编纂《春秋》,欲以天下学养,培育思想者王,如古希腊征服波斯之前,欲以亚历山大为思想者王。亚历山大以亚里斯多德为师,可没有迹象表明秦王想过要以吕不韦为师。

吕氏书成,悬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损一字者获千金,竟能无人响应。对此,后人有说不能,或言不敢。汉人以为高妙,增减都难;宋人以为愚民,鄙唾“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其实,吕不韦所为,如商鞅徙木立信,其意路人皆知。商鞅立信,有王权支持,其意在推行法令,而吕不韦欲以千金立信,推行他的思想,就无人响应了,何也?此为士人所不齿,亦为王权所不允。用今天俗语言之,这叫“炒作”,商人底色曝光了。

《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含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被列入杂家。其所谓杂也,乃各家并存,对诸子一视同仁,无所主宰。正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吕不韦原非治学之人,对于诸子之学,最多略知一二,哪有贯通鉴别的眼光,仲裁取舍的手段?他却迫不及待地悬挂出去,露馅了。他从统一思想出发,结果却走向集思广益。

于是,有很多人就会问:

如各家可以并列,岂非各国亦能共存?

如各家不定于一,那还统一思想做甚?

如各国不定于一,那还统一天下做甚?

这一问,就问到了大一统的根本,吕不韦经不起这一问。

《吕氏春秋》并非出于吕氏本人,而是各家学说汇编。战国末年,各家纷纷入秦,连儒者宗师荀子也来了,这本书也是生逢其时,带着时代思想的印记。荀子赞扬这一士风: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多元并存。这样的士风,就是三代以来的古风,在山东六国已经看不到了。

但荀子颇为遗憾,那就是秦无儒。没有儒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秦欲兼并天下,以耕战之力,用术士,行霸道即可;如欲大一统,就要用儒生而行王道。他主张文武并举,礼法并用,王霸并行。

其实荀子作“无儒”之叹,含有门户之见。孔子弟子中秦祖、壤驷赤、始作蜀等人都来自秦国,与商鞅辩论的甘龙、杜挚亦颇知儒术,赵良以“恃德”劝商鞅,堪称通儒。

荀子叹秦“无儒”,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并非秦真的“无儒”。倒是他的学生在秦国随机应变,跟着潮流转化为术士了,围着帝王转,典型如李斯。

李斯跟他学儒学帝王术,学成后,与老师告别,说:

我听说啊,机会来了就不能懈怠,要抓紧时机。当今之世,各国相争,游说者主事,尤其是那秦王,老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为我们这些布衣之士,提供了游说的机遇。

最不齿于人的莫过于卑贱,最令人悲哀的是贫穷。我不能老是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我将西行矣。

李斯入秦后,为吕氏门下舍人,他应该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当吕悬书于市,以一字千金标价时,一场危机正悄然来临。

吕不韦以权要身份,拿来诸子学说,又以重金为饵,启发学术争鸣,这一套是东方的玩法,秦王不喜欢。秦王嬴政另有眼光,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

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早想明白了: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秦无儒”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么?东方有孔子,我们西方不是还有老子么?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而去,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呐。

在东方,《老子》为“隐学”——隐士之学。

在秦国,我要让它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是权术,本于道。韩非不是写了《解老》、《喻老》吗?写得多好!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我们要走在老子的“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

老子不是出关了吗?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黄帝的老根在西边,老子西去,可是道统与帝系的合一,这样秦统一,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黄老之治始于秦。老子出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韩非的出现,如一柄利剑,刺穿了吕不韦的拿来主义,各家学说,不过“五蠹”而已,而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吕氏春秋》兼容了各家思想,而韩非子则是兼并了各家思想。

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在秦国诞生了,韩非子以法术势加老子的“道”――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

这样的国家哲学,凌驾于诸子思想,俨然思想者王。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秦能统一,条件早已备矣。

秦王能知韩非,出于李斯推荐,而李斯推荐韩非,并非推荐人才,为韩非着想,而是推荐思想,把他的思想献给秦王,提供思想武器。

韩非口吃,可思想却高效简洁,无比犀利,如“奥卡姆剃刀”,能把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非常道”,化作简洁的工具理性,法术势其操作性,胜过马基雅维利,因为他对君主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更深入。

一 国君王,为了求得一位思想者而出兵,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而非占有思想。

可是,不占有思想,怎么当思想者王?占有了韩非的思想,他就是思想者王!王是一把刀,把思想也变成刀,有了韩非这把剃刀,秦王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弃如蔽履,而且剃掉了他的思想体系,还有他的脑袋。

思想斗争,不能光靠政治权力,还要用思想武器。政治如弈棋,李斯如卧槽马,登吕不韦堂,入韩非室,秦王用他将死了吕氏和韩非,而自为马后炮,马后炮往往引而不发,却含有杀机。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什么思想者!何况韩非的思想,正是要取消思想的思想,连思想都取消了,还要思想者做甚?作为思想者,就要为自己的思想而死。韩非死在自己的思想里,可谓死得其所。

商鞅曾经作法自毙,韩非呢,只能如此。卸磨杀驴本来就是历代秦王的拿手好戏,自商鞅至范雎、吕不韦,连后来李斯,都不得好死。

《中国经营报》201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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