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诗很“青春”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八年后，次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长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先为太子，再即皇位，为唐朝289年的历史，埋下了血腥的阴魂、杀戮的命运。与此相反，这时代，还有一种诗意的能力，能为社会提供诗性的文化样式。这样式，化作春花秋月，长河落日，以天地同力坐落在唐诗的江山里。

《全唐诗》录诗49400余首，作者2870余人，有这么多的诗和诗人，这样的民族，肯定很青春。青春是什么？对于熟悉的语词，思想往往偷懒，所以要问一问，比如“青春”，不妨问它一问。

我们说，青春是春天里的青色，像青花瓷那样简洁。

春天在哪里？在东方。古人说：春位东方，其色青。时间“春”，空间“东方”，在美丽的青色引领下统一了。青春，是受谢，冬谢去，而青春受之。一谢一受，如友人揖别，就这样，时间，被伦理化了。冬位西方，青春，就是东方受谢于西方，空间被诗意化了。

春色青，冬色白，以“青春”对“白日”，便是唐人诗意。

三月，叫做青春受谢，或青春告谢，可人的心情往往提前。

韦庄在“寒食城外醉”了，于春寒料峭之际，向着天空题诗：“满街扬柳绿丝烟，画出青春二月天。”就这样，青春从“雨雪霏霏”的冬天，受谢了“杨柳依依”春天。时令，从青春开始，阳和之气远出，万物熙熙而启蒙之，青春是生之引领，诗意如青春生生不息。

《礼记·乡饮酒义》说：“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蠢”，非愚也，乃春之声也。蠢动，就是生的启蒙，青春启蒙而生机动，蠢与圣相通。圣人耳特大，能闻春之声，春下之“虫”，乃微生物，其吟天籁，被青春启蒙。从青春启蒙到“发晖”青春，万物洋溢青春气息，不仅“石涧泠泠流碧水，桃花片片泛青春”，还有“青春鹦鹉，杨柳楼台”，花鸟如此，人呢？

杜甫诗云：“青春犹无私，白日亦偏照。”青春启蒙万物无私，白日照耀人世亦无私，因此，被青春启蒙的人，“发晖”青春，也要无私。于是白居易诗说：“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

朝廷有道，对应门馆无私，青春好对白日闲。青春启蒙万物，万物启蒙诗人，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于耕田，终于饭碗，此为民生。“青春终日雨”，年成是自然的诗，更是民生的诗，诗人“最怜滋陇麦”，为了心中那个好年成，诗人用青春启蒙政治，走向民生，政治有了青春气息。

2、格律诗是体制化的诗

诗性如风，吹遍唐朝社会，政治被诗化了。

不光以诗赋取士，连一代帝王的抱负也要诗来滋养。

科举，便是诗眼里开出的花朵，唐太宗被诗感染，他拉满了弓，眼见举子们鱼贯而入，他有一种把天下英雄都纳入射程的冲动。

一代王朝事业，以政治录用最为功利，能在最为功利的事业上，以诗为标准，使政治录用审美化，这样的王朝肯定很伟大。

《全唐诗》里第一篇，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他在诗里追求的是帝王抱负，而非诗人情感。他一出手，便将“帝宅”、“皇居”安顿在诗里，经他一提倡，诗有帝王气象，开了唐诗运动新方向。

以格律诗咏物，盛于梁、陈，所咏者，多为女人物事，既无儿女情长，更令英雄沮丧。唐初就有人反感，魏征谈陈后主时，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宫体诗，本是君王诗，君臣上下不言志，不以先贤互勉，不以圣王自励，惟以艳情为娱，而以咏女人物事为能事，不为唐朝取士用。

唐朝诗人胡幽贞“题西施浣纱石”，叹曰：“至今溪边花，不敢娇青春。”政治如是，魏征当头一棒，喝向君王。君王该怎样写诗？看唐太宗咏桃花，非咏“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女人物事，而是咏“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的无限风光，帝王气象在“日”和“一”中尽显风姿，所有桃花都沐浴他的阳光，都在他的照耀下开放。

唐诗的江山，因科举制从宫体诗走出来并完成了格律化。格律化的诗属于个体，而科举制则要求普世，但它们是同构的，可以说格律化的诗人造就了科举制，反之，也可以说是科举制打造了格律化的诗人，总之，先要成为格律化的诗人，才能在科举制里立命。

3、诗人以江山为沙龙

科举制要求诗人，必须是被体制化的个体，李白之所以被科场扬弃，就因为作为被体制化的个体，他还是个麻烦的问题。他的个性，是格律栓不住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自由的个性，表现为诗，最宜于口语化，而非格律化。

他在诗里“遥看”自我，便夸大了自己的视觉效果，在“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宇宙仰视中，放大了他的自我。于是，他的自我放在王朝里很窘迫，终于出走，到民间去，在民间书院还未发达的唐代，李白没有书院安身，只好游山玩水走江湖，以江山为沙龙了。

李白的治国抱负及其思想未能转化为理性的存在，但他可以在江山的沙龙里继续以诗的形式吟唱。那是唐诗的江山，是诗人共同体，诗人以江山为沙龙，自由吟唱，是民族精神的领唱。帝王也参与民族精神大合唱，但他不领唱。晚明画家陈洪绶不愿为历代帝王画像，辞宫归乡，他画李白宴桃李图，自己也进入诗人的梦想。

同时代还有一位大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是好朋友，但二人气质相反。钱钟书《宋诗选注》里提到，唐宋时期，诗人要入川，都要骑驴子。驴子是诗人的坐骑，所以，诗人骑着驴子入川，陆游诗曰：“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的诗，是骑驴入川以后，才臻于佳境自成一体的。宋人认为，杜甫诗能登峰造极，是在入蜀以后。老杜自称“骑驴三十载”，那便是在炫耀他的诗龄了，作《绝句》时，他正身居蜀而“三年望东吴”。杜甫入蜀，在成都浣花溪边结草庐居，身心略略安稳，闲适的萤火虫，便在诗意中点点萦绕。张大千作“浣溪行吟图”，将杜甫千虑万忧、颠沛流离之后的稍息，定格了。诗人以诗提示理想，却从未能找到制度的孵化器，境界虽然很高，却没能转化为历史实体。

一壶农家好酒，以及浸泡在酒里的诗，却将唐诗的江山点缀得生气盎然，民生在山水草木皆有诗趣的感发下真正醒过来，乐活在山里人家。一件小酒壶，古拙、山气，上有一首小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山里人家的诗，适作土宜。

《中国经营报》2011年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