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周旋

刘刚    冬君

魏晋人尚清谈，行为则流于风雅。

清谈随风掠过，人文为之一变，变出魏晋人特有的玄格。文人逸趣，雅士风流，拉起了一道老庄式的玄学风景线，确立了中国名士文化的美学典范，随着北方世家大族的南迁，风靡江南。

那是个什么时代？相对于我们熟悉的百家争鸣而言，这是个世说新语时代，时代中心，从中原转向江南，人文精神，从中原政治伦理化转向江南诗化山川，江南诸子的自我，竞与山川相映发。

东晋时，桓温雄才大略，问殷浩：你怎么能和我比？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先秦诸子由争鸣而趋于争正统，追求“定于一”，而江南诸子追求的是“宁作我”。所谓“世说新语”时代，新就新在“宁作我”！

那时代，一元破碎，多元复兴，美属于个体，而非王朝。那时的王朝，太丑陋，但美的理念却觉醒了，

南朝宋、齐、梁、陈之首朝刘宋一代，王朝宗室也被玄风熏出了一位名士，一位“宁作我”的王侯，他就是临川王刘义庆。《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有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诸公，人问其兴趣，则必曰“爱好文学”，说法相同，但范围不一样，刘氏爱好的“文学”是广义的，泛指学术，不局限于后来所谓的“文艺作品”一类。

刘义庆大概厌倦了朝廷上杀来杀去，官场上磕头作揖，在他忧郁的眼神里，发现了去山水中放歌的自由去处。于是，他挥一挥手，申请外调，自我“流放”到荆州。挂了刺史头衔，蓄聚文人学士，招揽名流，收集东汉后期至魏、晋以及南朝晋、宋间的哲人思辨、名士轶事、清谈风趣、优雅炫智的人生小品，在《世说》中为名士立此存照。后来，为了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区别开来，就改称《世说新语》了。

流风余韵至南朝梁代，刘孝标又为这部风雅之书作注。出了一个个“宁作我”的鲜活人物。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道《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在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之间，有一位如天鹅般的高士，高蹈于世说新语时代，吟之，舞之，俯仰自得，他就是王羲之。

羲之来自琅琊王氏，他十四岁那年，琅琊王氏家族助晋南渡，建立东晋王朝，王导是他伯父。羲之少从伯父，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王家护主功高，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望族。“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逝者如斯，王谢两家当年的煊赫，晚唐时已沉沦为桥边的几株野草花，清风摇曳，迷离在巷口的夕阳下。这是唐人的诗意，叹时间带给世事的无常。

遥想当年王羲之父子，在世说新语时代，留下一抹精彩的笔墨风流。王羲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山水是透明的，人以山水为镜，照见自我，我与山水镜中的我周旋；内心没有阴云，人格也是透明的，映照山水，感发山水，山水因之而有灵性，这就是人与山川相映发了。儿子王献之，更是一往情深：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着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四季更换，美在色彩变幻中流转，正看满目苍翠，转眼便斑斓耀一片了。人生短暂，你应接不暇；怀抱太小，又怎能拥抱月映万川？还是老酒醇厚，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告诉儿子：“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个体与万物，这些都参差不齐，可关键在于“我”，“我”要在这些对立中确立主体性，便是“适我”，可“适我”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宁作我”。

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人在其中，“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游心”山川，他将自我放任到自然中去，很美；而山川“适我”，王羲之则要给自然一个主体性灵的审美选择。“寓目理自陈”，他不想争鸣，只是审美清谈而已。争鸣必带有霸气，而审美则包容，争鸣要“定于一”，审美则多元。

“定于一”就不能“适我”，必须“无我”。清谈则不然，人皆炫智、逞辩，各有其话语权，各自有观点，都要“适我无非新”，都在“宁作我”中相映发，玄味一出，便相视而笑了。所以，有人这样说“欲知东晋一代诗风，当自《兰亭诗集》中体味”。

不仅诗意沉浸在玄味儿中，王羲之在书法商也展现了玄味美。

传说白鹅是王羲之的宠物，鹅池是兰亭的心曲，会稽兰渚山下，王羲之父子在兰亭举行了一次著名的雅集。

公园353年暮春之际，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位东晋名士，相聚兰亭。依循俗例，三月三，在水滨举行“修禊”盛事，祓除不祥。兰亭外，崇山峻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兰园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群贤毕至，列坐于流杯亭，戏饮“流觞曲水”，一觞一咏，感慨人生无常，成诗三十七首。然而，诗无序不成集，王羲之美酒养性，诗性墨趣大发，正欲挥笔书毫，临文又嗟叹：人生俯仰一世，荣辱已然陈迹。会稽山下有一兰亭，“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矣。于是，笔自空降，《兰亭集序》一挥而就，其文至妙，其墨更妙，文与字相映，一派“宁作我”的江南诸子风采。其时，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字走龙蛇，墨韵五彩，《兰亭集序》横空出世，遂成千古绝唱。

此情此景，在先秦诸子那里，似乎就不曾出现过。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朝思暮想《兰亭集序》。齐鲁名士肖翼，文采飘逸，书道淳厚，犹善行草，太宗爱其书法，揣摩间心生一计，命肖翼临摹《兰亭集序》，走访民间，诱真迹出世。

李世民答应肖翼，等《兰亭集序》找到了，立刻颁布他的状元名第，并许诺要封他为河东御史。肖翼果然不辱使命，布衣遍访华夏，历时五年，终于在九华山一寺院里，寻到了王羲之手迹。

和尚辩才，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徒弟，智永临逝前，将《兰亭集序》托付辩才好生收藏。辩才虽书道高手，却不识肖翼骗术，引为同道知己，毫无戒备之心，丢失了《兰亭集序》，气急而死。李世民得之，爱不释手，临死，要带进昭陵墓里。从此，再也没有一人，曾一睹《兰亭集序》真迹。唐代多有摹本，此卷原题《唐摹兰亭》，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摹写精妙，非他本所及。王羲之有七个儿子，皆擅书法，唯小儿王献之的书法“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而自成一家。

羲之之后，陶渊明问世，以“不如归去”而“适我”，将“俯仰自得”的玄味化为诗意，化到了极致，化在桑麻中，化入田园里，就变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南山”即“我”，而“采菊”就是“宁作我”，一个人看到了自我，他该多么快活？

《中国经营报》201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