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
(2010-10-09 15: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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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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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生律行为所凭借的方式、手段，即用“上”(或依凭“上”)来生“下”。依此理解的生律方式是为“先益后损”。 另一种(即“先损后益”)的理解，首先确立的是何为“上生”。这里设立的前提，是该文字下面一句话的设定：“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在这里，“益之一分以上生”或“去其一分以下生”的“以”，可以作为指示代词来用。指“为上”的七个律(即所谓“七上”，若不算始发律黄钟，为“六上”)，是“上生”而来，即经“益之一分”而来；“为下”的五个律(即所谓“五下”)，是“下生”而来，即经“去其一分”而来(其中“林钟”是经“黄钟”律数的“去其一分”而来，即“先损后益”)。 对“以”字的不同用法，我们可以在《吕氏春秋》、《韩非子》的篇章中找到依据，这两部文献也都是战国文献，因此，可以认为存在着不同的遣词方式。与此相关的两种不同解释，也是各有所据，可以成立。 行文至此，读者会问，若按以上分析，是否《吕氏春秋>音律》所言三分损益法，存在有两种解读的思路?或者说，先秦的三分损益法，原来就有“先损后益”和“先益后损”两种解读方式?是否古人对此已有所认知?这方面，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中那些有选择而录的十二律律数，又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3．放马滩秦简《律书》中所记具“公约数”性质的十二律律数，其义何在? 关于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有关的发掘报告称“墓葬分布在山前扇形草地中，地表无坟堆，保存较好，没有被盗迹象。”其中一号秦墓出土的460枚竹简，“大多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说明此情，并非与本文无关，这与对《律书》中有选择而录的十二律律数性质的判断有关。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经整理，因其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故定名为《日书》。又因简册长度不一、内容有别，又将其分为甲种、乙种。记录有音律律数的《律书》，属乙种《日书》的第8章。其中的《律书》文字，何双全撰《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中专有节录。因篇幅不大，兹摘录如下： 宫一，徵三，栩五，商七，角九。(乙72) 甲九木，子九水，日出>>水，早食>>>，林钟生大簇，大吕七十六，>山。(乙76) 乙九木，丑八金，早食七栩火，入暮中鸣六，大簇生南吕，大簇七十二，参阿。(乙77) 丙七火，寅七火，暮食六角火，夜半后鸣五，南吕生姑洗，夹钟六十八，参阿。(乙78) 丁六火，卯六水，东中五>土，日出日失八，姑洗生应钟，姑洗六十四，阳谷。(乙79) 姑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下应>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下主黄。(乙183) 以上的十二律律数中，属第二类的乙76-79竹简，其律数计算是以81为黄钟律数，其中提供有大吕76、太簇72、夹钟68、姑洗64这四种律数；属第三类的乙183简中，其律数计算是以177147为黄钟律数，其中仅提供有姑洗139968、仲吕131072这两种律数。这里首先提出的是，为什么在出土竹简“大多数保存完整”的前提下，我们所见到的仅为这些律数。这种记录方式其义为何?有无选择性?我们这里仅提供两组4种简单的数据，一组是以81为黄钟律数，按“先益后损”或“先损后益”方式计算得出的十二律律数；另一组是以177147为黄钟律数，按“先益后损”或“先损后益”方式计算得出的十二律律数(见文后“附：关于三分损益律生律计算的两组4种数据”)。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第一组以黄钟律数为81的计算结果中，无论是采用“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的方式，其中的太簇、姑洗、蕤宾、大吕、夹钟、仲吕之数皆相同，可视为“公约数”，而其他各律数之间皆具倍数的关系。在第二组以黄钟律数为177147的计算结果中，亦是如此。再回到对放马滩秦简《律书》的理解上来，我们注意到，在放马滩秦简《律书》提供的律数中，第二类的76-79竹简，其律数皆为“公约数”。虽然就其完整性来说，其中可能缺蕤宾、仲吕两简的律数，但是，为何这些呈现的都是“公约数”，却是应当探究的事。而第三类的乙183简，所呈现的也属“公约数”。但是为何第三类的只见到乙183简?这里不排除这批竹简有字迹不辨、破损缺失的可能。但是，据目前所见的资料，乙183简记录的姑洗和仲吕两个律数，在书写上，是以圆点分隔开。乙183简对姑洗、仲吕两个律数的记录，为28个字位(含圆点)，在每简书写一般为25-40字的范围之内。根据有关报告对其书写方式的记录，说明记录者在这些竹简的记录中，并不想对十二律所有律数作完备的记录，而只是以提示的方式来记录某些律数。有可能继续予以追问的是，如果说对这类律数的记录，是提示性的，或者说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这种记录的提示或选择，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会有此作为?这方面，放马滩秦简《律书》提供的以三分损益法计算得出的、有所选择而记录的部分十二律律数，能够给今人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可以看到，放马滩秦简《律书》提供的以三分损益法计算得出的、有所选择而记录的部分十二律律数，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律数都是计算结果中的“公约数”。而这些我们称之为“公约数”的律数，恰恰是无论采用“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的十二律计算方式都必然产生、并且共有的律数。因此，从这里透露的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暗示就是，秦简《律书》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其计算方式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但是，这些无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都能得出的律数记录，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暗示着，“先益后损”与“先损后益”，是当时两种并存的十二律三分损益律的生律次序与方法。 结论 关于对三分损益律计算方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一直都存在有不同的表述和争论。笔者在教材的撰写以及古代音乐史的著述中，在不同的认识阶段，或自述已见，或择善而从。当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中的有关记录发表后，也曾从单一的思路(先益后损)有过论述。并且也一直关注着同仁的研究。这次也是在陈应时、谷杰两位先生的学术争鸣中，再度关注此专题，并将学习心得拿到开设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与研究方法”博士课程上与学生共同讨论，相互启发。这里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同仁。 可以说，目前关于先秦三分损益律计算方法及其生律次序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三种文献版本，其中《管子>地员》、《吕氏春秋>音律》两种为传世文献，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中的《律书》则是出土竹简文献。特别是秦简《律书》的面世，提供了对此问题再做深入研究的可能。 在三分损益律生律的“先益后损”或“先损后益”次序上，《管子>地员》由于明确提供了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故是确凿的“先益后损”生律计算方式；《吕氏春秋>音律》由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特别是由于撰文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在遣词造句上造成了两种解释结果的可能，因此，仅仅从传世文献本身看，并不能对“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作一个明确的取舍，这也在客观上给历代注家的解释，提供了对各自不同理解思路以阐释的可能性；而放马滩秦简《律书》中提供的、经有所选择而记录的部分律数，则以其经精密计算而所获律数的“选择性”呈示——“公约数”的罗列(主要是基于81、也有个别基于177147的黄钟律数的计算结果)，透露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但无疑是重要的历史信息——先秦十二律三分损益计算方法，具有“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计算方式。在这方面，放马滩秦简十二律律数呈现中出现的“存同隐异”现象，可能反映的正是“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次序的并存以及在历史文献记述中“求同存异”思维的体现。由此种角度来认识《吕氏春秋>音律》的相关文字记录，该文献记述本身也很有可能是一种“求同存异”思维的曲折体现。 现在看来，由于《吕氏春秋>音律》和放马滩秦简《律书》中具有某种历史特点、甚至有极大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文字记录，导致后世及至今人的理解，在“择其一”的思维定势中据理力争。学术上的争论固然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答案，但答案本身并非只能反映一种思维定势。实际上，在陈应时先生的文章中，也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同在秦代的三分损益十二律不可以有‘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两种并存的生律次序?”陈文甚至留下这样的理解宽度：“即便《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的生律次序和秦简《律书》‘先损后益>的生律次序若是彼此‘不符>或‘相悖>，这有何不可?” 在本文的认识中，这两种生律次序都可能存在于《吕氏春秋>音律》和秦简《日书>律书》撰者的意识中。只不过前者很可能是在文字的表述方式上，有意造成了表述上的模糊，因而同时造成了两种解释的可能，而《律书》则通过对“公约数”的记录，明示了两种三分损益律计算方式及其生律次序的存在。 http://wf.wzlib.cn/qkimages/yyyj/yyyj200805/yyyj20080508-1-l.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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