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可真是把我限住了！   

       按理说在这个正点5：30下班的单位，我能5：15就偷偷溜出来已经算是早退了。在最高气温-3度的寒风里，我站在应该不算偏僻的车公庄大街，死活就是打不着出租车！而此刻，我那辆今天限制出行的坐驾，正躺在家里的停车场里睡大觉呢。大城市么，限行才能彰显大城市的繁华。

       短信给老公通知他我注定晚归的事实，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走一站路去新大都饭店门口找出租车。我一面深深敬佩着老公的阅历，一面顶风跋涉到这家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门口。等我到了这儿一看：没想到……大家的智力早已赶上老公的水平了。新大都门口蔓延着一条等候打车的长队，而空载的出租车却是凤毛翎角。载着乘客的的士从我面前一辆辆地呼啸而过，在经过我面前的一瞬间，我分明看到的是司机和乘客一张张得意的脸！

    我的脑浆可能已经冻上了，一时居然不知如何是好。在短暂地预估了走到地铁和走到公交站的路途后，我选择了后者。

自打怀孕末期到现在，我似乎从来没时间选择公交线路出行过了，站在公交站台上，我感到一阵阵的陌生。阅读了站台牌，发现没有一辆车能直达我家，但我并不奢求能到家，只求赶紧离开这个繁华带，到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打辆车回家。

天色匆匆忙忙地黑着，和赶路的人一样着急。

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甚至没看车牌号就登了上去。车厢里一般程度的拥挤，却给了我不少温暖。我仔细回忆了一下乘公交车的各类注意事项，把斜背在身后的书包调整到了胸前。腾出手来，我看了一眼手机，5：50了。

真正拥堵的不是车内，而是车外。在一步一蹭的挪移中，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赶快回家的斗志。车窗外的路面上攒动着的，是密密麻麻的车顶盖。在北京正常限行的今天，有五分之一的私家车辆由于车牌尾号的限制不能上路行驶，而你却无法在行进速度中感受到交通状况的改善。与此同时，北京市每个月还有数万辆汽车生产下线并完成销售。

到了一个离家不远的位置，我下大车、上小车，终于在6：55分回到了家中，全程共用时1小时40分钟。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能不到7点就进家门也应该知足了，我那些在朝阳CBD一带工作的邻居们，8点能吃上饭已感不易了。

我们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在堵车中消磨生命，当然，相对珍惜时间的人们可以在车上听音乐浏览手机网站。不论如何，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生活的形式：堵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时间，这种一维性的稀缺资源，就随着汽车怠速的尾气蒸发到空气中去了。而那些响当当的大人物们，还在哥本哈根逶迤虚实地吵得不亦乐乎。

在《蜗居》里，郭海萍说，这个城市让我无暇顾及他人，自己门前的一亩三分地还照看不过来呢。苏淳听了这话反唇相讥，你自己愿意在大城市里生活，就要付出在大城市生活的代价。

郭海萍至少还曾经有选择回老家生活的机会，而我们这些土著的80后群体，在独子政策中孤独长大；在教改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始终未能豁免学费；在取消工作分配的呼声中惶恐地毕业；在福利分房结束后走向了工作岗位；在房价飙升的季节里娶妻生子。用同事L的话说，不是我在推着生活走，而是生活在推着我走。

其实也没必要抱怨制度的不公，社会的发展不论在哪个阶段来看都很难避免以牺牲某个群体利益的局面，但这并不表示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改变了，所以，个体的奋斗价值如果还只是盲从于潮流，那也只能淹没在潮流之中了。就算我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已经僵化了，至少明天还有孩子们。为了孩子们，我们再做些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