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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民间的“日升隆”公司，其门面也显得很“民间”。冯建华摄

    2006年2月15日，世界银行聘请的5位资深专家来到世界文化遗产之地--中部地区山西省平遥县古城 ，他们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这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保存完整的古城充满了兴趣。可是，他们此行并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身负重任。

    2个多月前，中国第一批经官方批准的试点民营小额贷款公司诞生于这里。这5位专家就是受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的邀请，前来对试点情况进行考察调研，以决定是否提供资金援助。

    平遥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业的发祥地，180多年前，这里建立的“票号”（以开展汇兑 业务为主的私人金融机构）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扩展到了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大半个世界，很早就与美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有着业务往 来。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民营小额贷款公司也因此被外界称为“新票号”。

    “新票号”的历史使命

    目前，平遥县共成立了两家民营小额信贷公司，分别是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简 称“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简称“晋源泰”）。平遥县主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温启华告诉本刊记者，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只能提供贷款，不能吸收 存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国有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这是判断高利贷的最高法律上限，目前国有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22%），在这个幅度内，利率由贷款双 方协商决定；公司资本金不得低于1500万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

    “日升隆” 和“晋源泰”已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按照《公司法》规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分别是1700万元和1600万元，每家公司由3至5位股东组成， 股权大体相当。同时担任平遥县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实施小组组长的温启华强调说，为了保证机构的纯民间性，任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 能参股小额贷款公司。

    “这两家公司是由民营企业家自主发起、自筹资金、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政府只是起组织、协调和服务的角色。” 温启华表示，这两家公司的发起人必须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不能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投资，注入公司的资金必须是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样做的用意，就是为了防止资金来源不明可能使公司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扰，从而影响到公司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在这两家民间信贷公司的股东中，绝大多数是近年来在改制过程中快速致富的煤焦行业（当地支柱性产业）的老板，这些人经商多年，有着丰富的市场历练经验。同时，这些人又都出身于农村，对农村经济非常熟悉。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而我搞的煤焦企业又面临转型，我想这又给了我一个赚更多钱的 机会。”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分析认为，小额信贷公司的风险虽然大，但不像工业企业那样涉及场地、土地、环保等问题，只要流动资金多、有信用就可以做大。农 民出身、体态发福、在商界打拼了25年的韩士恭，说起话来喜欢眯缝着眼睛，脸上保持微笑，让人明显感受到一副精明商人的本色。

    小额信贷公司主要是面向“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服务于地方经济。因 此，当地政府规定，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投放于“三农”领域的资金比例不低于70%，原则上不能跨区域经营。在贷款额度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平遥县支行行长 杨祁平的说法，单笔贷款总额一般不超过1万元，最高不超过2万元。

    农村金融严重“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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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源泰”公司董事长韩士恭：小额贷款公司又给了我一个赚更多钱的机会。冯建华摄

    中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一方面是城市里金融机构分支的滋生蔓延，竞争异常激烈；另一方面是农村金融市场的急剧萎缩，很多贫穷地区已到了几近空白的地步。

    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机构实行市场化改革而引起的。十几年前，中 国的银行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性质，由于带有很强的行政主体色彩，其分支机构可以不计成本地遍布于农村基层地区。可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多商业银行在经 营出现困难不能盈利的情况下，为了节省成本，纷纷退出了农村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长期落后的中国农村不仅仅是难以得到金融资金的支持，相反，农 村既有资金还在通过金融渠道向城市逆向流动。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汤敏估算，中国农村每年的资金流出应该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而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中国农民的全部纯收入仅为2.2万亿元，流出比例近15%。

    “农村没有太多的优质客户，放贷风险又大，农村金融市场中的资金自然会流向效益好的城市地区。” 杨祁平行长无奈地说。

    “实际上，很多农民对金融需求非常强烈，而正规金融机构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小额贷款服务。现在的局面是，农村金融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平遥县县长王建忠对《北京周报》说。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南端45公里处，距离首都北京也只有6个多小时的车程。 平遥是一个农业大县，有近50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比例超过80%。可是，在这么一个传统农业大县，由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这里的人们自古就有做小买 卖的传统，行业包括针织业、肉食品加工业等，这里生产的牛肉干还是全国较为知名的品牌。

    由于贷款难，民间各种非正规的小额贷款中介便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据统计，2004年，平遥县财政收入为2.3亿元，可是却有6亿多元现金在银行体系外自由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越是金融行业发展薄弱的贫穷地区，民间金融市场就越发达。在这些地方，很多被称为“地下钱庄”的私人机构，正是靠着发放高利贷而迅速发财致富。

    从已经得到的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资金数量是比较惊人的。据央行调查统计 司日前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在此前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教授李建军的一份课题调查报告也显示，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三成的融资，是来自于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等非正规金融途径。

    另据来自官方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各个地区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民间融资趋于活跃，该年度中国民间融资总量在1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贷款增量的1／3以上。

    “再不改进，中国很多农村真会出现‘金融真空’。我想这是央行急于推进民营商业小额贷款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张雪春对《北京周报》分析认为。

    突破性意义

    中国的小额贷款起步并不晚。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国际组织、慈善机构提供赠款在中国开始推行小额贷款，如今，中国已有300多个小额贷款试点，遍布几乎全国所有的省市。

    但是，这些小额贷款试点大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是由一些国际组织或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并负责运营。应该说，很多农村人口正是受益于此，才逐渐改变了贫穷面貌，可绝大部分小额贷款试点都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其中大多是因资金困境而中途夭折。

    “这些小额贷款试点花的都是别人的钱，不是真正的自主经营，一旦资金撤走或出现困难，自然就没有站起来的力量。” 张雪春说。

    针对这种状况，很多专家曾呼吁，中国搞小额贷款的目标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即过分 强调公益扶贫性质，而忽视了它的商业性。当然，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这就是金融行业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一个领域，长期以来，成立任何私营商业性的 小额贷款机构都被视为一个“禁区”。

    2005年2月，在一份致力于解决农民增收难题的纲领性文件中，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这被外界视为商业小额贷款组织在中国获得“最终通行证”的一个信号。

    两个月后，在一次由央行、银监会、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微小企业融资国际研讨会上， 主管农村金融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首次详细阐述了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她指出商业可持续性是小额贷款组织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此番表态，进一步预示 着中国的小额贷款机构即将向商业性目标转型。

    2005年5月，央行正式决定，在中西部地区民间融资比较活跃的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省进行民间小额贷款试点，央行只确定基本原则，具体实施方案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并争取在当年内推出试点。

    此后，四个试点省份都进行了积极筹备。之前，普遍被看好的地方是四川省广元市，一 度成为国内媒体和金融人士的关注焦点。但是，进入公开招标阶段后，却应者寥寥，主要原因是政策不太明朗，让投资人对小额贷款的发展前途充满疑虑。这种情况 影响到了其它试点地区，很多地方随后也进入了观望状态，其中包括平遥县在内。

    但是，就在很多试点地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时，平遥县政府动用多种手段推动了试 点工作的继续进行。2005年12月18日，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平遥县先确定了两家小额信贷公司投资人。仅仅9天之后的12月27日，“日升隆”和“晋源 泰”两家公司宣布成立，并予当日象征性地发放了10笔贷款，总额5.1万元。

    2006年2月15日，记者来到“日升隆”公司，看到办公场所还是比较杂乱， 很多办公桌上也是空空的。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温启华副县长坦言，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办公场所、人员是最近几天才基本到位的，公司运营还处于磨合期，公司 内部的规章制度也还处于构建及完善之中。

    “平遥是中国金融业发祥地，在这次试点地区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争取第一的位置，否则很没有脸面。另外，我认为这可能是平遥人重塑辉煌的一个机会。”平遥县银行界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对《北京周报》说。他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当地众多政府官员的默许。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倘若小额贷款组织在中国能够大面积推广，其意义将不亚于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

    “抛开其它方面，在中国私人能出钱办小额贷款公司，并到工商部门去注册，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亚洲开发银行首席金融学家张雪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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