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提要》语云：“词自晚唐一来，以清澈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公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这段话既是对苏轼在词的革新上的功绩的高度评价，又是对苏轼在词的革新上的成就和实绩的真实写照。“寻源溯流”，则辛弃疾的源头既苏轼，北宋的源，南宋的流，就是这样前连后系构成一条河，汩汩流淌。

北宋文坛上的巨匠苏轼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多产作家，工诗擅文善词，尤其是他在词的革新上的成绩昭著，开豪放一派，影响深远。苏轼的词比起前辈和同辈人的词具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在词的内容上突破了晚唐、五代一来词的传统狭隘观念，提出了以诗为词的主张，打破了以往用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缠绵悱恻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写景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用词来表达，正如刘熙载言：“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词概》）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体诗。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写出了出猎盛况，有声有色，使人身临其境，下片气概尤为豪迈，结语表现了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北宋国势长期积弱不振，西北边防经常受到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苏轼一贯主张加强国防，词也反映了这种爱国志向。再如《浣溪沙》写农村初夏特有的景色，作者在野外游观的愉快心情，富有生活意趣。《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以孤鸿为喻，表示高洁自赏，不与世俗同流的生活态度，反映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的孤独、寂寞心情，这都是以前词家的作品很少见的。特别是《水调歌头·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两首词，前一首由抒幻想而留恋人世，伤离别而处以达观，反映作者超脱尘世的思想转化为对人间生活的喜爱。后一首描写了赤壁古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孔明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给人以壮丽豪迈之感。作者写这些词时正是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屡遭贬谪，因而其中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生如梦”，达观放任，忘情得失的思想倾向，但是这些词依然掩盖不住他对生活的热爱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苏轼并没有因为被贬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一衰烟雨任平生。”他也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无所事事，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做地方官期间，兴利除弊，关心人民的疾苦，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好评和爱戴，他的词作就是其人格、行为的很好写照。以上所举之词的内容远非晚唐、五代及柳永词的单一内容所能相比，尤其被人称道的柳永词给人的无非是愁妇思夫，游子思归等软绵绵的影响，而苏轼词意境深远，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认识社会，受到教育鼓舞，这是以往任何词人都达不到的。

当然苏轼的词的内容并非完全排斥男女之情，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写怀念他亡妻之情的。词既写得一往深情，但读起来又给人以清新悲壮之感，它完全不同于晚唐、五代给人的绮靡艳情之感，在意境上使人觉得耳目一新。

任何事物形式和内容总是趋于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苏轼对词的革新不仅是在内容上，而且也在努力地探寻新型式。他的词语言新颖自然。沈祥龙说：“词以自然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着色相，不落言诠也。”（《论词随笔》）苏轼确实是“以自然为尚”，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以自然超群出众的，在语言上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彩的词风，“不雕琢”，“不落言诠”，多方面吸收了辞、赋、诗、文的语言入词，间或运用当时的口语。“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语言既清新俊美而又自然质朴，开创了词清新朴素的语言风格。

为了充分表达意境，苏轼不为一些死板的形式所束缚，不顾一些人的讥讽，大胆地提出了词的诗化和词的散文化的创新精神，并把它付诸实践，有时还突破了词音律上的限制，使词由音乐性范畴转向文学形式，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正如晁补之赞扬苏轼革新精神时所说：“东坡词，人谓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词评》）

苏轼词的另一显著特色就是气势雄浑，感情豪迈，有时如气贯长虹，奔放灵动；有时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有时则如大雨滂沱，倾盆而泻。如他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简直似山涧瀑布，飞流直下，表现了他不甘心失意潦倒，决心发奋自强的积极向上精神，使人读来慷慨雄壮，激情顿生。同时苏轼词想象丰富，即景生情，文笔纵横驰骋。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者由梦中与亡妻相逢之景之情，寄托词人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后者由古战场想到当年驰骋战场的英雄，借古代英雄建功立业的往事抒写自己的抱负。读这些词能不和作者纵横驰骋的文思而纵横驰骋，变作者的想象为自己的想象吗？清丽徐舒逸态横生则是苏轼词的又一特色，《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一词就最能说明问题。

一言以蔽之，凡是诗、文所能表达的内容，苏轼在词里都有所表达，凡诗、文所能表现的内容，苏轼在词里都有所表现。

苏轼曾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而苏轼的词为尝不是这样，因此他才成为我国词坛上的一代骄子。

苏轼之所以能在词的内容和形式上鼎力革新，并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轼对词的革新是社会发展促使文学发展和促使文学选择新内容、新形式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也必须要发展，并选择新的内容和形式，旧的词的窠臼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个突破，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词大约产生于初盛唐，中唐以后文人写词的渐多，但晚唐、五代的“花间”词人的词内容偏于艳情，认为词人只能写些十七八女儿以桃唇莺喉歌红吟绿的情歌艳曲，一开始就将词推上了艳科小技之路，所以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词专用来写艳情的。加之词从民间到文人之手历史还不太长，有正统观念的人还看不起它，认为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体”，是不能升堂入室、言军国之大事的。因而词在晚唐、五代就一直比较放肆，主要写男女的离情别绪。这既是北宋以前词的一个缺憾，但同时却又使词这种文学形式领域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期待文士来驰骋其才情和笔力。而诗到北宋时可以说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北宋文士就向词这个领域扩展，一下子出现了北宋词的黄金时代，而苏轼则是词发展到高潮的一个标志。能展现宋词的黄金时代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是因为北宋前期将近百年的水平，为了适应当时的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二是因为南唐的词人就表现出初步的摆脱“花间”词人的影响。北宋统一后，新的时代契机也在缓慢地推动词风的转变，部分怀有政治抱负的文人不愿意沿着西蜀、南唐那些亡国士大夫的道路前行。范仲淹、欧阳修等已在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情，气象已自不同，表现出了新的风格，这就为苏轼的革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到苏轼更是首破“禁戒”，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于“剪红刻翠”之外，创写壮词，另拓新路，“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诗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楼敬思《词林纪事》）在婉约词派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之先河。

其次，苏轼对词的革新与北宋著名的文士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在北宋初柳开、王偊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诗文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学上的颓风。到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使文人对现实的更加关注。所以就在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这次诗文革新运动使风靡了数十年的西崑派归于失败，革新派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发生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反对依声填词的做法。在诗文革新运动及北宋著名文士的影响下，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的事业，最后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范围扩展到词的领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正如王灼所言：“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碧鸡漫志》）

第三，苏轼对词的革新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过人的才华有着重要的联系。苏轼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年在文坛上就享有盛名，可惜仕途坎坷，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他就要把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及不甘心功业无成而又无可奈何之情写在词这种新的文学样式里。但苏轼又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当时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于是他就致力于词的革新。当时柳永、苏轼两家词颇多争议，对诗和词究竟应不应合也存在异议。苏轼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的事业改变文风、诗风之后改变词风，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而当时一般文人都强调“尊体”之说，士大夫多阿谀柳永词，不满苏轼词的不合乐律。陈师道就讥笑苏轼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曾经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就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做法的。李清照主张保持“婉约派”的传统词风，说词“别是一家”，不许诗来侵犯它的疆域，但这毕竟是由于她局限于早年生活环境，不能较好的把握词的发展趋势。到她南渡后，整个社会、人生起了大激变，词风也随之而变化。李清照的词论和她的创作实践的不一致，也从反面证明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的正确。

当然苏轼的词境还不够宽广，还有多限于个人得失离合的小圈子的嫌疑，但这完全不影响也不掩盖苏轼对词的革新的功绩。

最后借用胡寅在《题酒边词》中的一段话作为全文的结束语：“词曲者，古乐府之未造也。……唐人为之最为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参考书目：

游国思等的《中国文学史》；

郭绍虞、王文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

詹安泰的《宋词散论》

靳极仓的《唐宋词百首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