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主義之台灣》——日本統治殖民地過程的透視

        编辑：白益民   收录：【日本第一】(blog.sina.com.cn/japan001)

        闡析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形態

  原著：矢內原忠雄
　翻譯：林明德
　開本：25開／平裝
　頁數：324頁
　出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4年2月
　訂價：300元

　  矢內原忠雄所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之台灣》，雖非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之「定論」或教條（dogma）的集成，卻為經典之作。

  　這本書是日本統治殖民地過程的透視，探討其研究殖民地結構的論述。也是以經濟為中心看台灣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

　  易言之，本書即從殖民政策立場，以台灣為具體實例，闡析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形態。

　  由於日本對台灣經濟要求為日本決定台灣統治政策最有力的原因，因此，本書著重於經濟問題的分析，但對於教育、法制、政治、民族運動等亦有敏銳的分析。

　  本書將台灣經濟分析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闡釋日本統治台灣期間資本主義歷史的性格，將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國家權力的活動及其性格，就日本資本壓制台灣的關連性，以冷靜的態度順應史實的經緯，加以考察。將台灣經濟各領域資本主義的發展，依據資本主義發達的理論加以闡析，此一資本主義化的概念，遂成為後來台灣經濟研究者共通的分析方法。

　   正如日本歷史學者若林正丈所指摘，作者所作「優秀的共時的結構分析」，不啻成為後代歷史研究者很好的導引，具有經典書籍一讀的價值。

书评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作者涂照彥認為.........該書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大主題，分別是糖業經濟、米榖經濟以及台灣本土經濟社會階層的變化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作者涂照彥認為台灣於日治時期的殖民經濟研究非常不足，雖然該領域早在一九二九年日人矢內原忠雄、一九四一年的川野重任等人的著作做出精闢的分析，但仍有方法論、研究角度上的缺失。針對兩位前輩研究不足之處，涂照彥重申分析台灣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經濟，必須從台灣本身的經濟為主體，追究日人統治之下的變化，而非以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為主體，以台灣地區為例的研究視野，追究台灣殖民地經濟變化的同時，也在探討台灣經濟殖民地化以及所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

    該書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大主題，分別是糖業經濟、米榖經濟以及台灣本土經濟社會階層的變化，而日人的殖民政策與資本入侵則與這三大主題緊緊相扣，充分體現日治時期台灣經濟變化的全貌。探討台灣殖民地經濟之前，涂照彥先闡述日治以前台灣商品經濟的的基本特徵，如乾隆嘉慶年間土地開墾產生的私人土地型態，同時伴隨咸豐年間的強制開港，導致北部茶葉、南部砂糖等商品經濟由南到北的滲透與對外流通，讓台灣農民提早適應商品經濟的環境，也使得地主與土地形成根深底固的關係。然而正是清代台灣所存留下來根深底固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初期中南部本地勢力的抵抗活動，給予日本糖業資本力量的移入有相當大的限制，因此要讓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台灣有安定的發展環境，便實施三段警備制的軍事統治，兒玉後藤時期廢三段警備制改施警察制度與保甲制度的民政統治，同時展開日本資本主義移植的前置工作，即土地調查與整頓貨幣制度，透過這類所謂的基礎工程之完成，在一九0四年與一九0五年之間台灣經濟基本上已經逐漸被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結構當中，而與土地調查同時進行的人口戶籍調查的推行，顯示日本殖民台灣的控制力已經遍及島內各地。

    當全島治安趨於穩定以及基礎工程的完畢，為日本資本移植台灣以及台灣經濟殖民地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同時也為日本國內面臨原料缺乏以及急須擴展市場的製糖業帶來救援契機，因而可以說台灣經濟殖民地化是從移植現代化的製糖業而開始，加之日本民間資本對於糖業以外的經濟作物沒有多大興趣，在確定砂糖問題的重要性之後，日本總督府開始以國家權力實施以培育日本資本為中心的糖業保護政策。日本資本移入台灣在涂照彥的觀察看來，可分一九0一年至一九0五年的試驗期、一九0六年至一九0八年的侵入期以及一九0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活躍期等三個時期，特別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兩次天災後，台灣糖業遭受極大打擊，加上總督府在台財政已經獨立、自一九0五年以後台灣對日輸出急遽增加、日本關稅於一九一一年恢復自主，諸此因素皆促使日本糖業資本進行第一次的併合運動，逼退歐美資本並且讓台灣的本地糖業資本的依賴與從屬化，確立日本糖業資本在台灣的優勢地位，自日本輸入的肥料增加，益發突顯台灣殖民地性格。在日本總督府以資金補助和確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後，日本糖業資本的合併運動開展下，會社控制的土地(自營農場、社有農地、濮租農地三種)，達成使本地蔗農經營零星化、確保獲得原料、抑制一般蔗農甘蔗收購價格、壓低農場工人工資等作用，加上農場工人實際身分依然是農民，促使他們利用農閒時間來賺取微薄的工資，甘心從事農奴式的低薪資勞動。台灣在基本上到三十年代後期還沒有所謂的工業發展，純粹加工性質，而且一般蔗農經營零星化，發展出以米糖為主的跛足式農業及其產品的加工業的畸形經濟發展。

    至於米榖業在一九二二年蓬萊米種植及普及後，對糖業在種植面積與原料價格上造成威脅，修正台灣經濟殖民地化過程中糖業獨大的局面，扭轉為米、糖經濟型態，衍生「米糖相勊」的問題，引來台灣總督府國家權力的強行介入。

    「米糖相剋」問題的產生源自一九二二年蓬萊米的引進，以及日本國內農業的問題。涂照彥認為當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一躍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因資本主義發展導致食米消費量上升，因而稻米價格上升，農村人口過多，注定日本成為稻米進口國之一，因而要求殖民地台灣擴大稻米出口量，而一九一八年日本發生「米騷動」事件，更促使台灣總督府推動台灣稻米增植事業。在種米比種植甘蔗有利可圖的情形下，稻米種植的面積從北向南擴張，對糖業耕植面積要由南向北發展的事業產生衝擊，此外「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並未對農民轉作權利加以限制，因而威脅製糖業者原料的獲取量。
    雖然米榖生產方面，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無法根除種米由本地農民進行、輾磨精米到島內交易過程、幾乎由本地商人或地主為中心的「土壟間」一手掌握，日商只能在米出口做壟斷的這種台灣本地經濟地主勢力。但台灣總督府藉由大力投資水利灌溉建設以及成立水利組合，又加強了日本國家權力與米榖業的連結，但也顯示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本地經濟滲透到了極限。

    台灣總督府解決「米糖相剋」的問題，對於糖業所面臨的威脅與損失，台灣總督府採取的補救政策是操縱收購價格對策與價格外的限制兩種辦法；對於米榖業，則是施以價格介入政策，以人為方式調整米糖比價，，並通過對水利的控制，使米、蔗種植被編入輪種系統的水利政策，但就整體而言，台灣總督府在補救「米糖相剋」問題上並不成功。

    論米榖業的性質而言，它與糖業相比，蓬萊米整個稻作農業於台灣移植的過程中，始終是以台灣農民為主導，米的收購到出售也由台灣本地地主勢力(土壟間)一手掌握。台灣總督府的國家權力介入主要表現在解決「米糖相剋」衝突，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本地資本勢力主要以墾戶、業戶擔任地方自治人員以及地保等官方人員共組的村落組織和郊商組織成形，並以地主、商人、高利貸三位一體的方式存活，並在台灣強制開港後的商品貿易發達中強化其資本勢力。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以後，面臨這根深底固的本地資本勢力，日人在一連串的調查行動後，展開廢除大租戶權、成立糖業組合、國家專賣、扶植新興本地勢力，整頓了本地原有資本勢力，使之弱化，並對日本資本經濟徹底從屬化，使得台灣經濟社會出現了新舊資產階級並存的狀態。

至日治中期以後，台灣本地五大族系的資本勢力從屬化現象越加顯著，據涂照彥的歸納指出，本地五大族系多與日本資本相結合，而且有日益加深的現象，或多或少插足金融界，並多受台灣總督府或日系資本引導而投向各種事業。本地資本的弱化可自一九三零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開始，農業大受打擊生產停滯，使得本地資本的積蓄資源因此枯竭，加上遭受日本國家權力或日本國內資本的直接壓迫所致，造成本地族係資本勢力衰退。到日本統治台灣末期，因承包日本公司部分工程而以買辦為寄生的新興本地資本勢力，如辜顯榮與顏雲年，已經趕上地主式大資產階級的舊勢力，如林本源、林獻堂、陳中和等，本地族系資本幾乎完全喪失原先擁有的勢力，但是因為還擁有一定土地而維持一些勢力，涂照彥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必然的結果，因為透過台灣總督府大租權的整頓，使土地所有權零碎化，至一九三零年代本地大地主戶數增加而所得土地規模卻逐漸縮小，突顯對土地的控制正在減弱，加之世界經濟大恐慌使得地主拋售土地過活，傳統的均分繼承制讓土地所有者難以維持土地的集中，加速本地資本的弱化。

    涂照彥以糖業、米榖業以及本地資本與農民的經濟結構變化，分析這三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經濟的幾項關鍵問題，可以釐清矢內原忠雄對台灣殖民地經濟不清楚的觀點與概念。首先他認為台灣經濟殖民地化是台灣本地社會的經濟，在遭遇日本國家強權的控制與其資本勢力經營下所造成，並沒有達到矢內原忠雄所謂的「全面資本主義化」程度；而台灣經濟殖民地化，首先表現在由日本資本全面壟斷下的糖業製造，後表現於漸以小農零碎經營為生產根基的蓬萊米業，以國家強權整頓本地資本勢力，使之從屬化；而日本資本主義的「後進性」與「早熟性」的限制，使得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經濟的控制，國家所起的作用所佔比重相當大，如對糖業的控制與經營採用「原料採購區域制」與依附台灣銀行、對米榖經濟的控制則掌握「水源控管」、台灣財政則依賴專賣制度，讓以總督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深深地滲入殖民地經濟的每個部門。

    戰後，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所留下的深遠影響，是本地資本勢力大幅衰退以及弱化的影響，這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進行一連串的農地改革順利推行有極明顯的表現；再者，戰後的本地資本勢力的投資型態由土地轉為商人式的累積方式，而日治時期日人資本所擁有的企業均在戰後充為國有，但是米糖的雙重經濟仍在戰後延續，並深深依賴美日，加強對外關係的附屬性格；另一個特徵是台灣殖民地經濟中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戰後台灣經濟能順利發展，而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總督府大力推進的水利灌溉事業，不能否認的，大大提高台灣土地生產力；就連一九三零年代後半期推動的「工業化」，為戰後台灣推進工業化奠下基礎條件，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下統治的台灣殖民地經濟種種特徵，不沒有隨著日本統治結束而消失，反而被遺留繼承下來，此為涂照彥認為的台灣戰前殖民地經濟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之所在。 （来源：tel2366 的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