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

吕铭康

记得是2006年初夏，我第一次来重庆时。行至解放碑，看见街边有一群人，都手持一根竹棒，上面缠着有两根或绿或红的粗塑料绳。他们实际上就是这里的挑夫，重庆人称“棒棒”。因为重庆是世界著名的山城，有着独特的港口经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所以产生了“棒棒”。这里处处有上坡下沿的楼梯道路，汽车、摩托或电动车都难以通行，人们经常得手提肩扛，实出无奈就得求助于这些“棒棒”。重庆有着独特的港口经济。这样的一群“棒棒”，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接着，我又到了重庆渝中半岛的一条街——“十八梯”，它象征着真正的山城老重庆。十八梯两边居住着普通老百姓，街上散发着浓浓的市井气息。掏耳朵的、修脚的、做木工的、做裁缝的、卖烧饼的、卖针线、打麻将的，此处有众多的“棒棒”。后又在观音桥一带，见到许多“棒棒”。但因时间紧迫，没有机会接触他们，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直到2019年，终于又来到重庆，我自然得想方设法来圆采访“棒棒”的梦……

我依然是到解放碑去找“棒棒”，我转了几圈才在路边找到三个靠活的，也没看到他们干活，有些悻悻然。我见其中的一位年近花甲的老高比较健谈，便与他搭讪了起来。原来这些年，随着私家车、电动车的与日俱增，加之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快递、外卖越来越多，许多“棒棒”已经纷纷改行。但由于山城有着不少崎岖陡峭的大楼梯，车辆还是很难通过，有时还得依靠“棒棒”帮忙搬运。老高觉得自己还是适应不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目的是便于联系客户，或是浏览一下微信上的时政新闻，继续干着老本行还比较顺手。

老高告诉我，尽管“棒棒”这行很费体力，但是干了30 多年也感习惯了。他本是重庆郊区的农民，独自来到重庆市区做“棒棒”，凭气力赚点现钱。先是在朝天门码头，他记得当时的行情，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大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儿都抢着接，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们最讲究的行规——从不挑轻重，有活就要上，否则就会被人蔑视。老高多的时候一天要发30多箱货出去，少的时候也有十几箱。箱子从各个不同的店里搬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用竹棒挑，再用小推车一次性推下去。垒多宽、多高，能不能刚好塞进货梯，他眼睛就是尺，一打眼心里就有数。就这么五块、十块、几十块地挣。就这样，老高硬生生地挣出了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元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他感觉终于给妻儿“一个家”。他说得很谦和轻松，脸上的神情则是毫不掩饰地自豪。因为结婚晚，唯一的男孩大学毕业不久，而且也已经有了工作。

据说，“棒棒”诞生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1983年，为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最盛时，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年“棒棒”的人数，一直在与日俱减。此时，有位熟悉中年女老板来找老高干活，是把门外皮卡车卸下的全部服装货物搬到商场。老高不由分说立刻就干，不一会儿，一鼓作气就完事了。结完账，他开心地对我说，今天的饭钱有了，酒钱有了。我看到他已经是汗如雨下，衣服全都打湿了。最后，我们临分手时，老高深情地说：“现在‘棒棒’不多了，我也老了，该干点别的了！”我望着他的远远离去的背影，腰背有些躬弯，步履有些蹒跚，回过头来微笑地摆了摆手。毕竟是老了，累了，太辛苦了……

2022-6-28 青岛夹缝斋

吕铭康：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青岛市相声艺术研究会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