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除条约与日本既得利益的冲突（本书二级标题即小标题）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完成统一，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但是日本绝对要保卫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日本币原外相向张学良表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后，东北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仍然保有相当的独立性。做为东北政府，应该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本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出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是，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愚蠢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局势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

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也可以有自主外交活动。但是，张学良把东北外交全权交中央办理。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

此时东北的局势形成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外交上无法缓和东北地区中日之间的矛盾，使强硬的日本关东军找到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关东军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为力解决中日在“满蒙问题”上的悬案。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