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场面比较隆重,除了亲友和单位的领导、同事外,“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也都来祝贺并出席婚宴。我家后院有姓赵的姊妹俩,多年以后谈到此,说当年在火柴公司当包装工,也曾出席父母亲的婚礼。我家原来有一张父母亲结婚典礼的照片,当时父亲是穿西装,剃光头,母亲是穿的旗袍。在1966年二姐的同学来翻家后,由于是老照片,母亲害怕,就把它烧了。
在进步里,1950年二姐出生,1952年春母亲又生了三姐,我是1954年9月8日来到人世。父母结婚后,开始的几年还有点钱,雇了两个佣人,是“刘妈”和“徐妈”。后来没钱了,就雇不起了。父母结婚后不多两年,父亲、母亲相继辞去了工作,这是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如果一直工作下去,家里生活会过得很好。结果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时生活难以为继,母亲被迫重新工作,在一个小学校当教师,而且是“代课教师”,临时工,每月工资才有23元,可能是全中国最低的工资,后来到70年代中期,才涨到37元,现在母亲94岁了,每月退休金才有2000多块。如果当年不辞职,现在是离休,她是1934年参加工作的,属于红军时期,退休金怎么也得5、6千呀。
小时候的事情记得不多,只是听母亲说我出生10个月就会走路,一般的小孩都是一周岁以后才会走的,看起来,我的身体并不是先天不足,而是相当强壮。但是,大概是1955年的时候(我虚岁两岁),父亲就不和我们一起生活了,父亲带着前妻留下的我的三个哥哥到南市场和奶奶一起过(把原来三个哥哥住的西屋卖了)。我们这边是姥娘、母亲、二姐三姐和我。那边,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中年的儿子和三个小孩,这边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中年的女儿和三个小孩。父母分居的原因不详,父母从来不说,我们姐弟都比较驽钝,也从来不问这些敏感问题,不像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小孩子吵着母亲要爸爸,或者吵着父亲要妈妈,并追问不在一起的原因。只是前几年,有一次,我问母亲分居的原因,母亲说是奶奶害怕父母继续在一起生活还会有小孩出生而养活不起,所以就让他们夫妻分居。看起来父母真是“计划生育”的模范呐!比我们国家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足足早实行了二十多年,而且是高度自觉的。如果在旧社会,穷人都像父母这样克制自己,就不会发生灾荒年月卖儿鬻女的悲惨故事了。这样,我从一岁开始,就和两个姐姐变成了准“单亲家庭”的孩子。当然父母分居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试想,父母结婚的前几年,奶奶在南市场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是一定有保姆照顾,后来肯定是坐吃山空,没钱顾保姆了,奶奶那么大岁数一个人生活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到我们这边来,两个老太太(奶奶和姥娘)在一块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呀?再说,也没奶奶住的地方呀?所以只能是一边一伙的分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父亲有二十一间房子可以出租(虽然往往房租收不上来),可能还有点东西可以卖钱,所以父母都把工作辞了,专门在家带孩子。1956年,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资产实行赎买政策,就是把民族资本家的资本、不动产收归国有,国家按照资产的价值每月付给利息,叫做“定息”,规定给付十年。对于房产,政策规定,个人拥有200平方米以下的房产,属于“小业主”,国家不收买,超过200米,一律实行国家赎买。我父亲有二十一间房子,按建筑面积算有400多平方米,所以被国家赎买了,每季度父亲得到30多元的“定息”。奶奶的资产多一点儿,所以被赎买后每季度有50多元的定息。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开过了。父亲那边和母亲这边一共是十口人,每月20多元的定息维持生活不够,所以我大姐每月给35元补助,再不够就卖点东西,勉强维持两边的生活。那时大姐已经工作并结婚,没有小孩,大姐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是个科员,每月工资62元。后来,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卖光了,60多元维持十口人的生活肯定不够,所以父亲就到和平区吴淞街废品收购站干了一段记账员的工作。我母亲也上班了,在热闹路第二小学任代课教员,每月工资23元。再后来,张録哥也经常干些临时工作。张钞哥也中专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国营建设农场工作(他学的是畜牧专业,因此被分配到那里当畜牧技术员)。张鎡哥读到高中二年就不读了,找了个工作上班了。哥哥们上班以后,大姐就把30元给我们这边,加上我妈23元工资,维持我们这边5口人的生活。大姐每月补助父亲5元(这时父亲已经结束了收购站的工作),有时有特殊情况,实在缺钱用,我爸再临时向大姐要一点儿。
小时候“我真傻,真的……。”(引号内为祥林嫂的经典语言)
我上小学前的记忆不多,只是后来听母亲说,有点特性,比如小时候穿一双系带的鞋,鞋带本来已经系紧了,而且是紧了又紧,可是我就是觉得没有系紧,哭闹不止。现在看来,在医学上叫“强迫”意识,不过我那时还是小孩,谈不上,只能算是比较“认真”吧。

小时候有一年(大概是1958年前后吧),大姨带着表姐到沈阳来看姥娘和母亲,表姐比我大7岁。我们四个小孩儿一起合影留念。就是右边的照片,左起:表姐、三姐、二姐、我。当时照像时还有一个插曲,可能是我照像时注意力不集中,不往前看,大姨就在照相机后面喊:张镜,往这看。并做手势。我不懂,以为是让我过去,所以拉着个鸭子就跑了过去,结果不对,就又回来站好,准备拍照。可是大姨又重复原来的故事,然后我又拉着鸭子跑过去……,如此反复了三次,摄影师急了,说:你别老喊他了,刚站好,就给喊过来。于是就不喊了。像照完了。看照片上的我,好像也不怎么高兴,撅着嘴,心说,把我折腾好几趟。哈,搞笑!在这期间,还有一次,我莫名其妙的哭了,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小宝(表)姐打我瓜脑(脑瓜)啪啪(像声词)。”,我妈问,你小宝姐在哪呢?我说:“上天了”。这段笑谈,多年以后,我妈还不断提起。还有,我小时候夜里睡觉的时候,有时半夜醒了,就向屋里的北墙方向看,看着看着,就在黑暗中出现一个黑影,心里不免犯核计,再看,那黑影就往前走一步,再看,又走一步……,于是就不看了,而是仰卧,可是发现天花板上也有两个呲牙瞪眼的怪人你上我下的做运动,这时,我就把脸蒙在被里,一会儿又睡着了。也没有惊叫。那时虽然很小,好像也知道那不是真的,而是神经系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表现。这样的幻象有过几次。成年以后,提起这事,三姐说,同样的情形她小时候也发生过几次。二姐就没有这种现象。
我头脑里留下的小时候的记忆是姥娘带我们的时候,不让出去玩,怕和小朋友打架,总是圈在家里,又缺少父爱或者说缺乏父亲的男性阳刚之气的影响,因此成长肯定收到影响,用别人的话来说性格比较孤僻,我还不认为是孤僻,孤僻的人是不爱与人交往,我小时候愿意找小朋友玩,但是姥娘不让出去,时间一长,就不敢见生人了,来个生人就腼腆的不得了(当然,也不能全怪姥娘,还是自己性格使然,三姐也不出去,但是不像我的性格),我记得我大姐来过两回,这可是自己家里人,可是我也藏在柜子角落里不敢见。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妈带着我到后院的一位邻居大娘家拜年,大娘拿一块糖让我吃,我把糖攥在手心里,就是不敢吃,大娘说了有一百遍,让我吃了,我妈也让我吃了,可是我到底没敢吃,到家一看,糖都化了。唉!小时候“我真傻,真的……。”
(下回接着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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