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回）

我上梭子极快，比他们工人都快，带我的工人是个女的，三十多岁？或者四十来岁，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对判断人年龄不在行，她观察我，说我老像想事儿似的，意思是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看起来，那个年代，我就有点儿抑郁症的味道了，同一组的同学张XX，听她这么说，就嘻嘻的笑，我也不太自然。中午在工厂食堂吃饭，还得自己掏钱，那年代是真剥削呀，用童工，白用，一分钱不给，还美其名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厂做的发糕挺好吃，苞米面的，长方形，里面放了糖精。有时吃细粮，就发馒头票，加上钱票购买。哈哈，也占了点便宜，吃了点定量外的细粮。

    第二次上毛巾厂劳动是1969年十月左右，这次是到了烫平车间，尽干零杂活儿。

    第三次上毛巾厂劳动是1971年1月份，是在倒纱车间，一个人管一大排机器，看见纱头断了就接上，在这个车间有一个女工，是我校上一届女生，刚刚毕业分配到了这里当了工人，在那个年代，可谓骄子了。

    除了毛巾厂，我们还到过沈阳市钟厂劳动一个月（好像是1970年夏天），在钟厂，分配到仓库给成品钟装箱，那个仓库原有三个工人，我来了，他们基本就不用干活了，因为我装箱速度极快，每天生产的钟都不够我装的。其实那时我才16岁，长得又瘦又小，但是就是干什么都身手敏捷，用一半大老太太工人师傅的话，叫做：飒楞（沈阳方言，意思是：干净利索，速度快）。一同分在仓库有个同学，是个大傻子，长得人高马大，跟我同龄，竟有一米80高，可是就是笨头傻脑，啥也不会干，唔了喔了连话都说不清，但是心眼却挺坏，可气人了。

    另外，我们还在本校办的五七工厂干过一、两次，每次或一个月，或半个月，校五七工厂有几台车床、铣床、磨床、钻床等机床，让我给仪表壳（待加工件）打记号，以备钻眼。

    还有1970年5月，我们全校学生到沈阳市苏家屯区立新铁矿当矿工，那是个露天矿，我们的任务是把山上面的石头装车（一种叫轱辘马的专门运山皮子的小车）运走，以便露出下面的铁矿石。有一个大破屋子，也不知以前是干什么用的，现在，在里面搭了两排大草铺，我们自己带的行李，铺上，晚上用来睡觉。每天早上，正睡得香，一个大胖子军代表把哨子吹响了，并喊：起床了。于是我们起床、刷牙洗脸，然后吃饭，一天三顿都是煮得pia了扑呲的高粱米饭，老菠菜汤，还好，能吃饱。吃完饭，上山干活，拿土蓝子装石头，然后往车上装。有的石头大，还需要用大锤砸碎，那个大锤也和别的不一样，是一尺长、直径7、8厘米的园柱形的，锤把却特别细，以使得锤子具有颤的特性。我们同学里，人家他们长得高的，或者壮的干活不怎么吃力，得心应手的样子，我不行，天生就瘦弱，没有劲，干活感觉很吃力，但却硬撑着干。所以，我们组的女同学于是说：咱组的男生都挺能干的。你看他们组——指张XX、苏XX、高X他们三个，他们仨尽在那磨洋工，基本上不干活。

    再就是，1971年5月，我们到盘锦市去帮助农民插秧，天天光着脚在水里。而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是穿着高腰靴子下水田的。这次可够遭罪的，因为不让吃饱饭。在这里都是吃大米饭，每顿每人只给半饭盒或少半饭盒，做饭的女同学，可能是看我个子矮，以为饭量小，又格外少给我点儿，我也不敢吱声（或者不好意思说），又没有什么菜，把我饿坏了。插秧一个月，回家后，对镜子一照，肋条骨的下部，不但一根根凸出来（平时也凸，但是下部不往外隆出。）而且向外隆出，典型的伛偻症特征。平时在家虽然也吃不饱，但好歹不干重活呀。

    总之，在中学三年，可没少下厂、下乡干活。真正落实了老毛头（注：沈阳市民间俗称毛主席为“老毛头”）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附上回的博文：

唠点儿当年上中学的事儿(2010-09-30 22: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