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从金沙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约3000年,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太阳神鸟金饰，它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所以又被称为“四鸟绕日”，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圆形的围合也体现了保护的概念。十二道太阳光芒与四鸟的“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经常使用的数字，诸如十二个月，十二生肖、四季、四方等，表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在祭祀场所里，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有时是整根象牙极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时象牙被切成饼状或圆柱状；还有的时候是只取象牙的尖来祭祀。这些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含义。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还出土木耜、木雕彩绘神人头像。

    经过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基本认为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

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

　　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

　　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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