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故里在万荣（上）     

说到董永故里，人们熟知的是干宝《搜神记》中的话：“董永，千乘人也”。另外，董永是孝感人，董永是丹阳人，也颇为流行。据粗略统计，方志上记有董永故里的，约有十几处，涉及山东、江苏、湖北、安徽、河南、山西等七八个省份。其实，真正的董永故里，不在千乘（今山东博兴），更不在孝感、丹阳或江苏东台、河南新蔡，而是在现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乡小淮村。

万荣县位于山西西南部，属运城市，隔河跟陕西相望，跟河南相邻。以上三地一向被称为中原。该地在五帝时代为畿内地，属冀州。周初为魏，春秋属晋。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三家分晋，成韩、赵、魏，魏国地望在此，秦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魏献安邑，置河东郡，秦灭六国，置汾阴县，属河东郡。西汉因之。唐设万泉县。1954年万泉县跟西邻的荣河县合并，称万荣，实即原汾阴。小淮村原名上（亦可写作尚）孝村，约在宋元时期改今名。

为什么说真正的董永故里在万荣县小淮村呢？有五条理由。

有好几个原创性、唯一性、起源性的口传故事

这一带留有董永生活的众多痕迹，最主要的是口头传说。那是镌刻在人民心头的记忆。历史记载是第二性的，原创性的口头传说才是第一性的。

1995年出版的《万荣县志》收有一篇《董永的传说》。听惯了“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故事的人，读一下这则故事，当会大吃一惊，大开眼界。这篇传说根本未提“天之织女”，它写一个家住田家窑的姑娘，名叫田仙，为董永的至孝所感动，产生爱慕，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心嫁董永为妻。一天她到董永经常路过的一棵大槐树下去等，向董永吐露了真情，两人结为夫妻。田仙心灵手巧，所织布常作为贡品送到京都，人们把她比作“天女下凡”。田、天同音，在不明真相的人听来便成了天仙。董永是孝子，按照“神话—原型”批评方法，由舜产生的“孝感动天”故事正是一个最完美、最具魅力的神话原型，它无形中成为后来评骘孝子是否够格的一个标准。田仙被当成天仙，无疑符合了“孝感动天”的这个“神话—原型”的要求。天仙是虚无缥缈的，田仙却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神话由现实产生，它本身却不是现实，只是现实的影子。显然，只有这个故事，才是“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的源头活水。据知这个故事采自怀介庄一带，那正是董永墓所在地。怀介庄有个董全贵，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应一位在部队工作的朋友邀请，写过一篇《董永与田仙》，收入《河东传奇》一书，它跟《县志》所载《董永的传说》是一致的。董全贵又写过一篇《〈天仙配〉的来历》，明确指出天仙的原型是田仙，此文带有辨正的意味，要把那个传说之谜弄清。董全贵说，怀介庄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嫁给董永的是田仙，不是什么天仙，将近五十年前他们看电影《天仙配》，曾经不满地说：“嫁给董永的明明是咱们这里的田仙，怎么变成天仙呢？”这个口传故事极为重要。只这一个故事就抵得住几千几百条抄来抄去的文字记载。它让那个曾激动过多少人的神话恢复了原形。

另一个同样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口传故事，是在1985年出版的《河东文化》上，屈殿奎发表了题为《“合婚布”的来历》的民俗传说，说旧时人们结婚无论怎样穷困，也得准备好“合婚布”，共一百尺（因此又叫“合婚百尺布”），做婚衣的里子，这风俗是由董永和仙女的爱情故事形成的。屈殿奎是河东地区德高望重的民间文学家，他的三卷本的《文集》即将出版，全部是有关民俗的。风俗习惯是民族的构成因素之一，也是地区文化标志性因素之一。它有很强烈的根源性、依附性、稳固性，它一旦形成，就会长期流传，千百年不变。一个民族的风俗，携带着这个民族的许多文化心理密码；一种特殊的民俗，最容易显示出它所由产生的原始推动力是什么。“合婚布”这种风俗既在河东大地极为流行，就有力地说明董永跟这个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董永，就不会有“合婚布”的习俗；同样道理，这个习俗在河东产生，就说明董永生活在河东，是河东人。

再如“槐树院为什么叫槐树院”的地名故事，也跟董永有关。怀介庄东南二里地有个小村子叫槐树院。传说董永当年在这一带种植了许多槐树，又因为当年田仙是在这里的一棵大槐树下等着了董永，人们为了纪念，就把村子叫做槐树院。

还有《董永与土地爷》的故事。

像这类故事，都是原创的，它门最能表现董永生活的原生态。这类故事又是独一无二的，有其独特性，唯一性，它们产生在河东，流行在河东。有一些扩大到外地，如“合婚布”的风俗，但起源是在河东，人们信守着它，遵从着它，始终不渝。

万荣县流行有关董永的各类故事，初步统计，在十个以上。

这类故事在当地流传已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它能流传下来，又说明它对“我，天之织女也”具有反抗的意义，它向那个话语霸权提出了挑战。这类故事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它们像活化石一样，精确地、生动地告诉人们，两千年前的董永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谓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类几千百年活在人们口头的东西。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到，联合国重视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多么正确！

方志和野史上有明确无误的记载

明代万历年间纂修、后来多次重修的《万泉县志》在其《人物志》中写道：“董永，按《通志》，上孝村人。幼丧母，家贫。至孝，庸力以事父。及父卒，就庸主贷万钱葬之。一日，道遇一妇人，求为妻。永与俱诣主人，令织绢三百疋，以偿其钱。已而其妻辞曰：‘吾乃天之织女，缘君至孝，天帝令余助君偿债。’言讫，凌空而去，莫知所之。祀乡贤。”同书《政治志》“乡贤祠”条：“古今十三人：皇甫嵩、董永……”同书《杂记》卷：“孝子董永墓，在上孝村。有碑，剥落。”

康熙四十七年版《平阳府志》和光绪年间版《山西通志》，都有类似记载。

记载最早的是元代赵道一所撰《真仙通鉴》后集卷二之《织女》，文曰：“汉书：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阴下，而营农作。父死后，自主人贷钱一万，自卖身为奴，遂得钱葬父。还，于路忽见一妇人，姿容端正，求为永妻，永乃与俱诣主人。主人令永妻织绢六百疋，‘放汝夫妻’。乃当机织，一月毕。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随至旧相见之处，而辞永曰：‘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偿债。’言讫，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汉董永所居，天女缫丝井存焉。”泰州有几处，山东、江苏都有泰州，唐代河东也曾置泰州。《山西通志》之《沿革谱上》荣河县：“武德元年，改郡为泰州。贞观十七年，州废。”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析稷山、安邑、猗氏、汾阴、龙门五县地，于薛通城置万泉县”，即属泰州。“今泰州有汉董永所居”，意即董永家在泰州。《真仙通鉴》这段话开头引“汉书”，为汉代人所写的书之意，跟班固所撰《汉书》不同。唐代李翰作《蒙求》，其注文跟这段文字相同而又显得粗糙，也是从“汉书”而来，先有《蒙求》注，才有《真仙通鉴》。万泉属泰州是短时间里的事，《蒙求》和《真仙通鉴》等如此记载，自有充分根据，显然，其历史相当久远，即以明确说“董永所居”在泰州，也在元代。此书跟地方志不同。地方志常有把外地好事拉到本地的情形，那是为了给本地增光。此书作者不存在乡土观念，他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又是写作最早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值得注意的，还有《山西通志》“乡贤祠”所记“魏董永”一句。这个“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魏”，而是战国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的“魏”。其一，山西长期为晋国，河东一度为魏国，人们习惯用“魏”“晋”称先秦的山西（主要是河东），读书人尤其如此。《山西通志》写到先秦事，有时用“春秋”、“战国”，有时用“魏”，有时用“晋”，体例很不一致，可能是尊重各县送来的原稿造成的。如同为“乡贤祠”，太平县“祀周祖朝、荀息……”，宁乡县“祀晋嘉父、荀息……”，同为荀息，一称“周”，一称“晋”。其二，这种写法，在古籍中亦不乏其例。如《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此“晋”即指战国时“晋”，并非“魏晋南北朝”的“晋”。据此可知此“魏”也是战国时代的“魏”。那就很早了。《山西通志》这一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写的，过去都说董永是汉朝人，《通志》的作者、编者不会蠢到把董永拉后几百年；他不循旧例，径写“魏董永”，必然相信其根据是可靠的，才敢这样大胆。不过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个名字却不会同时消失，往往还要在人们口头停留好多年，说“魏董永”，应是在“魏”被消灭以后不久，甚至西汉初年。

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魏董永”，不仅有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而且空间维度的意义更大。魏国的地理疆域是明确的，固定的，它就在河东地区，今运城市范围，而汾阴（今万荣）和闻喜恰在魏国中心。当年魏国的都城，就在董永故事流传地以南几十里。汉朝定鼎，高祖刘邦铲除魏王豹等残余势力，也是在现河东。

                                            作者：董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