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名窑亦称五大官窑不过是古人一种笼统的说法,而《南窑笔计》中:“柴、汝、观、哥、定、龙泉、宣、成、嘉、万为宋明十大窑,盖以诸器毕制,命官专督者,俱名官窑。而厂官与钧窑不在大窑之内。”这种说法,则更是与现今人们所理解的“官窑”想去更远。
宋初,官府选用一些精品定瓷以“土贡”的形式入奉宫廷,其中包括部分“官”、“新官”等款识定器及金装定器,如《吴越备使》记载:早在宋初太平兴国年间,吴越国就向宋庭进贡大量定器及金装定器。此时宋室宫庭也在定窑开始订烧瓷器,如北镇法兴寺处出土大量精美颜色釉及龙凤纹残片,应为包括御用品在内的贡奉之瓷。
北宋中期邵伯温《见闻录》所记:仁宗以柱斧志碎大臣献给张贵妃的“定州红瓷瓮器”,可见当时定瓷之名贵。北宋早中期,定瓷以其精良的瓷质,秀美的纹饰,温润的色泽被选为宫廷用瓷,但此种使用形式,还是在“土贡”之列。此时定窑中的宫廷用瓷也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官搭民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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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记载:“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可知,宋晚期皇庭在定窑设立生产“尚食局”、“尚药局”等铭文瓷器的作坊应晚于崇宁三年,在此之前应属宫室御捡或订烧阶段。如宫中使用的精美颜色釉应属御捡之列,大量龙凤纹饰应属定烧之列。北宋中晚期,国家安定社会生平,同时为了体现皇家尊贵,出现了专用御窑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器物,可称为正式官窑,从遗址非常集中的区域大量出土龙凤纹饰标本也说明了这一点。
官窑是由皇室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定窑本是由民窑发展而来,此时出现了官民并举现象。定窑出现的专用御窑作坊,生产“尚食局”、“尙药局”及用于宫中陈设、仿古铜器等式样的精品定瓷,才成为传统意义的正式官窑。其中弦纹三足炉、刻划螭纹长颈瓶,在汝瓷和南宋官窑中均可找到相同器型。特殊款识诸如“东宫”、“龙”等及大量无款识龙凤纹精品定瓷也应在此官窑之列。
据梁同书《古窑器论》记载:“宋时,以定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以定器有芒也,乃用汝器。”这些记载使后人认为汝窑是名正言顺的官窑,实际汝窑也分“民汝”和“官汝”,以前人们所认知的汝窑仅烧造二十余年时间是错误的,他与定窑一样,官民并举。
定瓷到了南宋,宫庭使用记载很多,此时定窑生产区域由于受金人控制,南宋时定窑在宫庭比官窑还要珍贵,大量南宋宫庭使用定瓷的后刻款也说明了这一点,如“供大官食合用”后刻款,表明为宫中众人合用之器,说明其稀少、珍贵。“口贡君用十只”后刻款定瓷,内刻双鱼瓷质较差。从史书可知,此时南宋王朝十分贫困,但依然以用定瓷为荣,且刻铭文以利区分,瓷器的珍稀和分配使用是产生后刻铭文的原因,从大量南宋宫廷后刻铭文说明定窑白瓷在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南宋宫庭的主要用瓷之一。大量南宋宫庭铭文定瓷是北宋旧物还是金国的贸易瓷由于笔者接触较少,尚不能确定,甚至在宋金相对和平的年代,南宋宫庭也存在去定窑订烧瓷器的可能性。至嘉泰年间,南宋经济繁重,官窑生产已经成熟,南方诸如景德镇、龙泉窑场生产力的提高,产品趋于完美,此时定窑质量也大幅下降及与金人贸易存在不便利等诸多原因,定窑在南宋宫庭中逐渐退出舞台。
“尚食局”、“尙药局”从遗址挖掘情况来看,其主力区域在燕川区,产品做工精致,胎釉结合极好,颜色均呈米黄色,为后人所称的定窑标准色,不同于宋中期以前定窑精品的纯白色。其原因并非学者认为的优质瓷土枯竭及技术下降,而是此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审美情趣的一种转从遗址及北京城区金代地层出土情况看,金代早期大量生产“尚食局”等铭文瓷器,也许是由于战乱及文化差异,金国统治者对龙纹使用要求并不严格,贵族及平民均可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窑主为了迎合人们的心里,以盈利为目的大量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类似民国大量仿制清代官窑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瓷器质量等诸多方面分析,此时大量的“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应否定为北宋遗物、南宋宫廷订烧之器及金朝统治者的专用瓷器,应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的当朝“伪款”。
至此可知,定窑瓷器除了北宋晚期一段短暂时间不受宫廷重视但依然使用,绝大多数时间都受到两宋宫廷的喜爱和重用。
总之,定窑类似明清的景德镇官窑,一段时间在定窑大的区域内,设置了专为宫廷服务的几个作坊,但没有明清时的严格的制度和管理,部分产品有流入民间的现象。所以,不能用明清的标准去理解宋代“官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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