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朴

    清宫戏《铁嘴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与和珅一递一句“臣遵旨”和“奴才遵旨”，在今天的观众看来，和珅自称“奴才”，表现的是卑下和谄媚，而一个“臣”字，似亦反衬出纪晓岚的体面和尊严。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与和珅，面对皇帝，也确实是以“臣”和“奴才”作为不同的自我称谓。只是在那个时代，“臣”字却未见得比“奴才”更加体面，反而是“奴才”在皇帝的心中更加值得信赖。

    “奴才”一词有时也写作“驽才”，其本意是奴隶、奴仆、家奴等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其引申义则指甘心供人驱使、甚而帮凶作恶的人。据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古代中原汉语中本无“奴才”一词，此语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晋代以来随北方民族一起进入中原。当时的北方民族大都脱离原始氏族社会未久，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奴隶制残余，此语即为视人卑下无用，只配为奴之意。这在汉语中本是一句骂人的话，从未见人将其用为自称，更不要说用于庄重严肃的朝廷君臣之间。

    然而到了清代，“奴才”却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具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要算是“冒称”。“冒称”一说，显然含有僭越之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联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光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并为此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也就是说，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而自称为“臣”，也不让汉臣冒称“奴才”。

    与晋代以前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八旗本出自原始氏族社会。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前后，虽然已加快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但其中仍包含了大量奴隶制的因素。八旗内部等级森严，表现出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奴才”一词来源于满语的“包衣”，是“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译作“家的”或“家里的”，“阿哈”即“奴隶”、“奴仆”、“家奴”或“奴才”。这种“包衣阿哈”主要来源于战争俘虏、罪犯、负债破产者，以及“包衣”自己所生的子女。他们的人身为满洲上层贵族所占有，被迫从事各种家务劳动以及繁重的生产劳动，没有人身自由。

    一般的下层旗人称为“诸申”“伊尔根”。“诸申”是“女真”的音译别称，“伊尔根”的意思是指平民，他们虽然不像真正的“包衣”那样完全依附于自家的主人，但除了承担编户义务之外，在观念上仍被视为王公贵族的“包衣”。而八旗上层的贵族，多是当年被爱新觉罗家族收服的各部落首领的家族，或是投靠爱新觉罗家族的军队首领的家族，也被看作是皇帝的奴仆。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来说，所有的旗人都是他的“包衣”。由此发展开来，就有了旗人对皇上自称为“奴才”一说。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起事之初，战争频繁，扩张极快，由于丁壮奇缺，所以包衣们也都跟着各自的主子在各处战场上东征西讨。到后来征服了大片的土地，直至统治了华夏大地，主子们飞黄腾达，奴才们也就跟着发了迹，有的包衣甚至因战功而置身于显贵，至不济者也能混个“庄头”之类的奴才总管。但不论如何发迹，包衣对其主子的奴才身份是不能改变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康熙皇帝与曹氏家族的关系。

    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兵败被俘作了包衣，后来归入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的满州正白旗。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将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遂由睿亲王府的包衣转为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成了皇帝的家奴。

    康熙帝出生后，按制从上三旗包衣妇人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之妻孙氏被选为保姆。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起，曹玺即被任命为江宁（今南京）织造这一要职，负责织办宫廷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同时充任皇帝在江南的耳目。此后，曹玺之子曹寅，以及曹寅之子曹颙、继子曹俯，祖孙三代四人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一职达58年之久。康熙帝六次南巡，后面四次皆住在曹家。康熙帝对曹氏一家荣宠有加，赏赐封赠，亲书匾额。曹玺死在江宁织造任上，康熙南巡至时，亲自登门慰问其家属，还特派内大臣去祭奠他。曹寅十六岁入宫，曾为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更是被康熙帝视为“股肱耳目”之重。曹寅病危时，康熙帝特赐奎宁，并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去南京。而曹寅在写给皇帝的密折中，仍然自称为“包衣老奴”。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到了晚清时代，世事更替，有些包衣奴才春风得意，烈火烹油，而其主子则已经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即便如此，也仍须严分着主奴。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载：“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旗人内部的奴隶制风气可见一斑。

    然而满洲统治者一向严厉要求汉人与旗人保持一致，为了使汉人臣服归化，不惜强制他们剃发易服，为什么惟独不肯让汉人与旗人一样自称“奴才”，而只能称“臣”呢？这种现象的根源，实际上还在于清代“旗、民分治”的统治原则。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隔膜》里说道：“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才”是“包衣”的汉译，而“包衣”的本意就是“家里的”，在旗人看来，“奴才”是自己家里的成员，与家族的关系近乎于“自己人”。旗人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正是表现自己人的亲近，与汉人官员称“臣”相比，原本是一种特权——这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