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麦小麦

2010年香港书展，在去年展出张爱玲遗物的地方，今年展出的上海昆剧团的发展历史以及几套精美的戏剧华服，宫衣、帔靠，手工刺绣的华美程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就在这里，还进行了一场昆曲欣赏会，由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宇亲自导赏，名角黎安与沈昳丽表演，为热心的香港书展观众演唱了《游园》、《惊梦》、《拾画》等几段“昆曲里最值得听的戏”（郭宇的话）。午间的香港会展中心文艺廊，有种十分融洽的气场，演员在与观众大致等高的地方演唱，没有高高在上的舞台，无须仰视，四位乐师轻拢慢捻，与往常在剧院里听戏的感觉完全不同，倒让我在想象中体会了一把古时私家看戏的感觉。更可贵的是，无论是《牡丹亭》还是《紫钗记》，演唱的都是汤显祖的原本而非历代改编本，这就更原汁原味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对传统戏曲的冷落，现在又渐渐显示出戏曲复苏的迹象来。尤其是昆曲这种最古老而又传承至今的戏种，更是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在广州有几个自发学昆曲的团体，出乎人们的意料，热心者除了少数中老年人，更多的竟然是大中学生，他们说着与昆白完全两样的粤语，却迸发了对这古老艺术的极端热情，每周按时去学戏，还利用平常时间辛苦练习，花钱花时间，却找到了别样的乐趣。而在上海，这个昆曲一度十分兴盛的地方，则把昆曲捧到了一个堪比百年前的高度。昆剧《1699桃花扇》的演出，票价高达2000元，从演出前的品茶论道，到中间的豪华晚宴，再到之后的咖啡甜点，三个小时的演出中间穿插了晚宴三步曲，整个演出时间也长达5个半小时。面对这样的价钱，我恐怕只能选择想象了，假想一下旧时贵族，坐在家中，或是朋友家的舞台下，与上好的香茶与菜肴一同享受昆曲大餐。

这样有钱又有闲的私家享受，正是还原了戏曲作为贵族享乐的一面，与它的普罗大众一面相结合，才是完整的戏曲艺术。在中国古代，戏曲作为一种带有惟一性的普及型舞台表演形式，既是贫民百姓的休闲方式，也是贵族修身养性或是炫耀富贵的方式，真正是雅俗共赏、丰俭由人。

富贵人家是不屑于和各色人等一起挤坐在戏园里听戏的，他们的方式，一是请戏班到家中演出，一是建立私家戏班。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时不得不提的《红楼梦》里，这两种看戏的方式都有多处涉及。

第22回，宝钗15岁生日，贾母准备帮她大做一番，不仅在内院中搭起“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这便是在外请的戏班，因为“新出小戏”指的不是新排的戏，而是指刚刚出名的小戏班，而这个戏班昆山腔和弋阳腔都唱，演出的剧目又是《西游记》、《刘二当衣》、《醉打山门》等传统剧目，和来自昆腔发源地苏州的红楼十二官的路数很不一样，足以证明是外请的戏班。第54回过元宵听戏，又是“定了一班小戏”， 先唱的是《八义》中的《观灯》八出，“贾母便命将戏暂歇歇：‘小孩子们可怜见的，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吃了再唱。”后来“有媳妇回说开戏”，贾母又说：“叫他们且歇歇，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上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给他们瞧瞧”，媳妇们忙去大观园传人，梨香院的教习才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来了，芳官唱一出《寻梦》，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当时像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即使家中蓄有戏班，也会不时把外面有名的戏班请到家中演出，也是贪新鲜之意。

说到家养戏班，红楼梦里提到的次数就更多了。贾家戏班是为了迎接元春省亲，特地从姑苏买来12个女孩，由贾蔷总管，平时跟着教习练唱，逢年过节就叫出来演唱，每次都由贾母坐阵，宝玉和一群姑娘媳妇跟着，热闹非凡，这些看戏的片段，成了《红楼梦》里推进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段落，也说明私家观戏在当时的富贵人家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贾家戏班的这12个女孩，有名有姓，其中最有戏的要数芳官，也算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本姓花，姑苏人氏，被贾家买成唱正旦，戏班解散后成了宝玉的丫环。龄官也是其中一个性格鲜明的角色，在元春省亲时她得到元春的特别赞扬， “龄官画蔷”一幕让宝玉深深震撼，更是全书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片段。贾家兴旺时，12个女孩吃穿不愁，但仍然像龄官说的，不过是像个雀儿一样被人买了回来关起来看。及至宫里的老太妃去世，有官爵的人家一年之内不许唱戏，贾府本来想把戏子们打发了，但她们多数是孤儿或已与家人断了联系，不愿也不能离开贾府，后来就分给宝玉和姐妹们做了丫环，但结局或是英年早夭，或是被人领走命运不详，或是出家当尼姑，都是悲剧。

在明清，有钱有兴趣的人家豢养家班是很常见的事。这些戏班多由痴迷戏曲艺术的班主供养，像抱瓮子说的“梦魂常在氍毹间，一日无此，则嗒然如丧其偶。”热爱至此，自己办个戏班就能满足天天欣赏的需求了。家班戏子在家中地位相当于仆妇佣人，但因为一来不愁吃喝，二来要顺应主人的要求，不用像民间戏班一样为票房而迎合大众口味，在追求演艺水平这一点上十分单纯，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把传统戏曲的水平整体拉高了。

明代张岱的家班是有历史渊源的，他的祖父张汝霖在万历年间辞官回家，为排遣官场失意开始纵情声色，蓄养了一班家伎。他的父亲更不济，科举一关就过不去，只好把家传戏班发扬光大。文艺青年张岱自然不甘其后，钻研戏剧鉴赏之学，并把家班演出作为娱乐和社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还写下堪称明清江南风情画的《陶庵梦忆》，把他家的戏班盛况尽数描写。他在《陶庵梦忆》中说：“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自我评价非常之高。又说每逢戏班做戏，“必以余导师，余不至，虽夜分不开台也。以余而长声价，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可见他的声望之高，不仅是票房保证，还有点石成金的功效，这也正是许多家班班主的特点：精通戏曲、艺术造谥极高，对戏班的艺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陶庵梦忆》中还记载，张家三代办了六个戏班，还曾在江上建起楼船戏台，“里中父老往观，船只有千余艘”，盛况空前。应该说，没有家传的戏班，就没有如何快意江湖的张岱，也就没有我们经常提及的《陶庵梦忆》。

到了李渔手里，家班便不再是一个单纯自我欣赏的工具，而变成一个经营项目。他家本也是富贵世家，父母去世加上兵荒马乱，家境一蹶不振。他又无心功名，以创作士大夫所不齿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为生。这些东西当时虽然不登大雅之堂，可还挺赚钱，李渔亦文亦商，又开设“芥子园”书铺，不仅普及书法与绘画艺术，也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接下来便有实力自设家班了。他的家班，主要演出他自己创作的剧目，可并不是演来自家看，而是面对大众卖票经营，他不仅带着戏班“游缙绅间”，甚至四方游走，完全就是一个戏团老板的角色，当然他这戏团老板还兼任编剧、导演、艺术指导诸角色。虽然当时他这种出生官宦之家却甘为市井服务的生活状态饱受诟病，可现在看来他完全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他创作了大量戏曲作品，又写下包含有他完整戏曲观的《闲情偶寄》，这都是与他和家班的不断实践密切相关的。那个被当时正统评价为“性龌龊，善逢迎”，却被林语堂说成是：“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眼中是不‘好’”的李渔，也许根本懒得顾虑世人对他的评价，他爱戏，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成立戏班、排演自己写的戏，他忙着写戏、排戏、总结戏，这样的乐趣还能为他换来丰厚的经济报酬，在那咿咿呀呀的吟唱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样的人生，无论在什么世代都是完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