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之亮

提到驿站和邮传，最先让人联想到的是马和车，没有这两样物件儿，既不会有“驿”，也不会出现“邮”。驯养马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创举，它使人的行进速度一下子变得与奔马等同了。马的驯养究竟早到什么时代已无从查考，但汉字产生之前，马已成了人的亲密伙伴，甲骨文里就有“馬”这么个象形字，您看，下面的四点儿像不像马的四蹄？那条雄健的弧线，像不像马的躯干？靠右的三横一竖，活脱脱就是漂亮的马鬃。“車”也是个象形字，甲骨文里使用相当普遍，甚至连很多车同时行进发出的声音，都用“轟”字做了传神的表示：三驾车代表无数车，可以想象，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

车究竟是谁发明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等典籍都提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奚仲，车的发明人。然而《荀子》杨倞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奚仲是夏代的“车正”（管车的最高首长），可黄帝时代就有了车呀，要不然黄帝为什么叫“轩辕氏”呢？轩是车厢，辕是车辕嘛。按杨倞的意见，奚仲只是对车加以改造的官员兼工程师，所谓“奚仲造车”的专利，不属原创型，只是改造型而已。三国谯周的《古史考》另出机杼，他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原来奚仲的功劳在于把原有的“牛车”改进为“马车”。既然这样说，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和“车”有机联系在一起了。

夏、商、周时期，马和车更多用于车战，直到秦、汉，依旧如此，现在我们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同样不可以忽略的是：商、周以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耳目所及，他们需要了解和传递更多的“信息”——无论是战争、外交，还是“国”与“家”的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运输，包括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等等，于是天子君侯们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修建“驰道”。这个词本身不难看出：所谓“驰道”，就是加快速度，减少阻碍，让马或马车能以“飞驰”的速度完成货物和信息的传递。

于是“驿”就应运而生了：在驰道旁，每隔一段路程修建一个供人畜休息、增加补给的处所。这些建在路旁的“驿”是有固定里程、固定模式的，是“官方”的建置，所以古代的“驿”又叫做“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原来“驿”是个形声字，意思是传递官方文书和货物的马或马车。我们不妨把相关的概念做一归纳：“驿”为马或车；“驿站”为马或车休息之处；“驿使”为乘坐马或车完成使命的官员；“驿卒”为完成使命的低级差役；“驿吏”为驿站的管理人员；“驿庭”为驿站的院落；“驿书”为传递的文书。那么通过“驿”传递的那个过程应该叫什么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词：邮。对不对呢？不但对，而且相当精辟。直到今天，只要提到“邮”，一定是书信或物品通过运载而使之从此地到达彼地。通过“驿”，一站一站地传递，这种传递过程就叫做“邮”，一个非常先进又非常古老的传递手段。

“邮”的繁体字写作“郵”。从结构上看，它是由“垂”和“邑”合成的会意字。“垂”即边陲，邑即边邑。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其义自见”：上古边陲地区的信息传递，就是“郵”的本义了。后来一切通过驿站形式达到邮递传达的行为都叫做“郵”了，久而久之，形成了“驿邮”、“邮传”、“邮递”等双音词语。

然而“驿”和“郵”毕竟还是有区别，越到后来，区别越明显，这是由于社会存在形态越来越多样化造成的。比如《说文解字》说：“郵，驿也；置，亦驿也。”说明直到东汉，“郵”、“驿”、“置”三个词还没有太明确的分工，大致都表示传递信息或物品。后来的“驿站”内容在扩大，成为未必只供“驿使”休息、也可以供其他行人休息、类似于客栈的处所了。如今尚存并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驿站当属鸡鸣驿，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驿站地处河北怀来县西北的鸡鸣山下，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140公里。鸡鸣驿始建于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时期，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该驿站扩建为宣化进京的第一大站，城内设有驿丞署、驿仓、把总署、公馆院等，甚至还有戏楼和寺庙。穆宗隆庆四年（1570），将原来的土筑驿城改为砖筑驿城，周长两千多米，墙高十二米，东、西各设城门，北城墙建有玉皇阁，南城墙建有寿星阁。很显然，这样的驿站已经绝不仅有供“传递信息”者休息的简单功能，而成为了京城以北首屈一指的军事要塞——“驿”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在发展，在演变，在膨胀，在丰富着原本并不属于它的很多功能：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

“邮”则越来越专一于它的原始功能：传递信息和一般性的物品，忠实坚守着“邮骑传递之馆”（《玉海》）的基本属性，大约元、明之后，邮政的发达，使“驿”和“邮”渐渐分为二途：“驿”不但可称为“驿站”，甚至可称为“驿馆”、“驿舍”，而“邮”原本依赖的“驿”，到近代渐渐变得面目全非：承担邮递业务的地方叫邮传部，再往后干脆叫做邮政局或邮局，贴在邮寄物上面的凭证叫做邮票，负责投递的人员叫邮递员。电报发明之后，邮局又改称邮电局。尽管电报业务已经成为了历史，人们还在这样称呼着。

车和马在“驿”和“邮”的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换言之，早期的驿邮是离不开车和马的。汉代扬雄写过一本书叫《方言》，而它的全称则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读作“油”，轩读作“宣”；輶是一种轻便小车，轩是一种华丽轿车，总之都离不开车。有车当然要有马——这些一站一站出使他国的使臣们，乘坐着马车为完成使命而不停地奔走，所以称之为“輶轩使者”，是再准确不过了。随着驿、邮功能的细化，也呈现出“邮”的多样性。杜牧《华清宫三首》之一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显然是单纯骑马传运贵妃爱吃的荔枝，我们姑且称之为“特快马递”吧。其实这个词语并非戏谑之言，而是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过的驿邮术语。沈括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有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驿邮状况。他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梦溪笔谈》卷十一）根据他的记载，宋朝的驿邮还真有不用车马的“步递”，这不禁令人想起《水浒传》里有条好汉叫“神行太保戴宗”。此人所以有如此本领，其实是出于“职业”训练所致，也就是说，他原本是个负责“步递”的出色杂役。马递在宋朝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骑马传递文书，另一类则是以马驾车运载不太急的文书和物品。二者都称“马递”，是因为它们都没有离开马。至于“急脚递”，那真有点像今天的“特快专递”了：不管你用什么运载工具，反正你得尽快给人家把文书、信件或物品投递到位。欧阳修在亳州（今安徽亳州）时，赶上宋英宗驾崩，立即写信给长子欧阳发，“遣急脚子发到亳后第一书，为问山陵致祭事”（意谓专门派“急脚递”带去书信，生怕耽误了英宗皇帝祭祀的大事）。这里提到的“急脚子”，就是“急脚递”的俗称（《欧阳修集》卷153《与大寺丞书》）。这个时期的驿邮，早已不局限于传递官府文件。苏轼贬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亲朋好友间馈赠的酒果书画等物，都是通过这种机构的运载得以完成的。打比方说，这类民间的“邮”相当于今天的民用邮政，而官府间的文书传递，更像是“加密”的特种邮政。

驿邮历来都有朝廷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而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隶属于兵部，可见其一向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兼有兵站、哨所、转运站甚至关隘等多重角色。以唐朝为例，《唐六典》载：驾部郎中掌天下传驿，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和宋朝陈桥驿距京城四十里相差不多。《宋史·职官志》说：“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马、驿置、厩牧之事。”虽然所言不如《唐六典》细致，我们仍能体会到：中古那段时间里，驿邮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真正的“邮政局”，是晚清光绪年间才正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