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遗址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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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建春门内城东北城墙遗址金村大墓宫城遗址 |
分类: 远足纪行 |
4月中旬去了趟洛阳,赏牡丹、游龙门、拜谒白马寺之外,还凭吊了汉魏洛阳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蜚声中外,而我以前竟然一无所知。行前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它苍凉壮美的城墙,遂心驰神往,连忙补课,其中包括学习段鹏琦先生的著作《汉魏洛阳故城》。[1]
汉魏洛阳城遗址(又称“汉魏洛阳故城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一批33处遗产点中汉魏洛阳城遗址赫然在列。[2]
汉魏洛阳城曾经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王朝的都城,而北魏又曾在东汉、魏晋时期的宫城、内城基础上建有外廓城[3],但外廓城城垣如今皆在地表以下,因此严格地说,现在能看到残存城垣的是“汉晋洛阳城遗址”或“北魏洛阳城内城遗址”(为行文简便,以下仍称“汉魏洛阳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在洛阳市区以东15公里处,地处洛阳市郊区与孟津、偃师二县(市)的结合部,南临洛河,北倚邙山。其中宫城遗址中心西南距白马寺约两公里。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社会科学院)组建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开始对遗址进行科学、系统地调查、发掘。考古工作除“文革”期间有过中断外,至今一直持续进行,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目前有内城东北城墙、金墉城、宫城、永宁寺、灵台等几处遗址拟对外开放。
洛阳旅行的最后一天,早晨冒雨去白马寺,下午一点多出来,在人流熙熙攘攘的310国道边打车。跟司机说去“汉魏洛阳城遗址”,小伙子居然从未听说过,我答应负责导航,商定车费后便沿国道向东驶去。本来第一站要去永宁寺塔基遗址,因离起点很近,刚反应过来就已经开过了。于是再去内城东北城墙遗址,中途停车问路两次,一位女士听我说是夯土城墙,让我们去“韩旗”看看。[4]
司机对韩旗倒是挺熟,继续向东开了不久,下国道向北上了村级公路。车到村口,看到几位老妪在路边屋檐下打麻将,打扰问路,人家一点儿没烦,一位停下手里的牌一指前面的一座小楼,告诉我们从楼右边的胡同一直向北走,出村,再右转就能看到城墙了。
在村的东北角果然看到了黄褐色的土墙,分东、北两段呈曲尺形镶嵌在一块绿油油的麦田边。东边的长,断断续续大约100多米,残高三四米。北边只有约50米的一小段,实际是一道略呈弧形的土岗,残高只有一两米。沿墙一株株泡桐树开着浅紫色的花,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气息,墙脚下一丛丛的油菜花在大片的绿色上点染着亮丽的金黄。村北的路穿过麦田通到东墙下,麦田西边的小路一直通向北面远方的村子。将车停在路边,自北而东环行了一周。残墙最宽处六七米,北面的“土岗”上辟为农田,塑料地膜下不知种着什么作物。煞风景的是东墙下还有一个垃圾站,到处散落的垃圾将不多的一点儿古意和美感破坏殆尽……
这里无疑不是“内城东北城墙遗址”。回到原地,车旁已经站了几位村民,他们的目光里带着疑惑和好奇。“你来这儿考察什么?”一位大哥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脸上带着善意的微笑,于是我们攀谈起来。原来大哥是在“皇宫”(即宫城遗址,后来发现当地人都习惯这么说)那边配合考古队工作,今天因下雨停工在家休息。他说:“这段城墙一直向南到洛河南,[5]北面从这儿拐弯儿以后,向正北再向西还有,那个城墙保存得比这儿好。”我问大哥开车能过去吗?他指给我们沿着向北的小路一直走,看到水泥路左转,顺着路走就能看到了。于是谢过大哥,继续驱车前往。
《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以下简称“平面图”),选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从平面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汉魏洛阳城城垣有多处曲折,至于形成原因,段鹏琦先生认为一是“与东汉以前的历次扩城工程有着密切联系”,二是“作为强化都城防御系统的重要措施之一而有意识制造出来的”,“城垣的转折部位皆处于靠近城门或宫殿区的所在,便是十分有力的证据”。[6]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他的观点,城垣在韩旗村东北的这处曲折是中部的西周城址与其北部东周增扩城址分界的东端,而且在小路以西距此不远就是北魏建春门遗址(平面图中的号门址)。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去寻找这座城门遗址。
建春门,汉称上东门,为汉魏洛阳城东垣北数第一座城门。1985年冬,汉魏故城工作队对北魏建春门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报告表明:
门址南北长30米,东西宽12.5米,为一门三道,中间门道残存缺口宽约8米,南北二门道各宽6米,门道之间的隔墙宽4~5米,城门为靠夯土隔墙和大排叉柱支撑的大型过梁式建筑。东汉、曹魏、晋、北魏四代一直沿用此门。[7]
说到建春门,《水经注·穀水》和《洛阳伽蓝记》里都提到了袁绍、嵇康和阮籍三位古人。《三国演义》使袁绍挺身而出对董卓妄行废立痛加斥责,悬节东门而去的故事广为传播。但《三国志》里只说:“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绍既出,遂亡奔冀州。”[8]只是到了《后汉书》袁绍本传里才出现“悬节上东门”的情节。[9]二者孰为历史,孰为“故事”,还是由读者自己评判了。
竹林七贤是最具魏晋风度的一批名士,嵇康、阮籍作为其中的翘楚,道德文章为后世所推重。在阮籍存世的八十余首《咏怀》诗中有一首提到了上东门(即建春门):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10]
当魏晋禅代之际,朝政腐败混乱,嵇康、阮籍洁身自好,不甘同流合污。二人初则颓放隐遁,逮司马氏篡形已成,政治环境愈发险恶,阮籍“口不臧否人物”,[11]同司马氏虚与委蛇,得以保全性命;而嵇康秉性“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12]严辞拒绝司马氏的拉拢,终罹杀身之祸。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于斯信矣。按《洛阳伽蓝记》,嵇康就义的刑场在建春门东一里馀的洛阳马市,[13]算来就在韩旗村这段残墙以东两三百米的地方。
向北的小路穿越大片的麦田,途中没有再看到明显的城墙遗迹。走了约五六百米,前面果然横亘一条水泥路,林荫夹道,路北是村庄。沿路西行约100多米再连续拐弯后,雄伟的夯土城墙闯入了视野!
路北拦着铁丝围栏,行不远看到入口。下车回首,刚才穿过的就是城墙豁口,城墙有两三层楼高,上面长满了黄绿夹杂的蒿草。沿墙远望,一条黄褐色的巨龙奔腾向北转而西去,在拐角处划出优美的弧线。
入口距城墙北垣大约400米。进门迎面碰上两位妇女,经向她们确认,这里就是内城东北城墙遗址,东墙中部的浅米色房子是城墙剖面的展室。
内城东北城墙是汉魏洛阳城城墙保存最完好的一段,遗址总长约900米,大部分高出地面5至7米,最高9米。东垣宽约14米,墙垣上一排排版筑夹棍眼仍清晰可见。
城墙脚下是一条经过硬化处理的土路,[14]路边是修剪整齐的绿化带。城墙剖面展室稍北是一条登城的木栈道,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城墙,城墙顶宽大约有七八米,上面蒿草及膝,能一直走到几百米之外的北墙,但因时间不宽裕只向四面遥望。向东俯瞰,城外的地势明显比城内高,考古专家的解释是,汉魏洛阳城废弃千余年来,受邙山水土流失的影响,城东地面逐年升高。如在当时(1988年)建春门遗址一带,城外地面即高出城内约半米左右。由于城门处低佳,每当夏秋多雨时节,那里便成了天然水口,常有雨水及山洪经其灌人城内,造成对遗址的严重破坏。[15]
北墙明显比这边高,蔚为壮观,给人“壁垒森严”的震撼。雨后的天雾蒙蒙的,更远处仿佛还有一道城墙,但那应该是邙山。按汉魏故城工作队北魏外廓城勘查报告,外廓城北城垣位于金村以北千余米的邙山南坡最高处,东西蜿蜒,1963年发现残存长度1300米,局部高出现地表土约2米,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查时,受自然侵蚀和农业耕作的破坏,已经从地面消失了。[16]
西面1公里开外就是金村,村舍向北延伸到城墙以外。按平面图,金村位于城墙以内的部分东西横跨北魏大夏门与广莫门之间,南邻宫城遗址,正是北魏皇家禁苑华林园的所在。芳林园建于东汉,[17]曹魏增修,[18]因避齐王曹芳之讳改称华林园,[19]西晋因之,北魏又有复建。[20]北魏郦道元对当年胜景有精彩描写,读之有如身临其境:
“(穀水)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21]
可叹一千五百余年时空变换,仙境消失,此刻唯见农田村舍,袅袅炊烟。
1928年夏秋之际,大雨,金村东面的汉魏洛阳城东北隅一处地面塌陷,发现一座积石积炭木椁墓,继而引发盗掘。1929年以后,所出文物流入市场。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随后四五年间金村相继又有7座大墓被盗掘,上千件随葬品多数流失海外。1930~1931年间,青铜器(“厂”下加“驫”,bio)氏编钟出现,金村古墓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其间,开封圣公会主教加拿大人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闻讯后,经朋友介绍,全程参与墓葬发掘的各个阶段,并从随葬品中获得大量标本,[22]于1934年出版了Tombs of old Lo-yang(《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记载金村古墓的发掘情况,涉及墓葬结构、内容及各种随葬品的形态。
据怀履光描述,金村八座大墓南北分列两行,都为单墓道“甲”字形墓,墓道在南,其中的3座在墓道两侧各有车马坑。1946年以后,国内学者就金村古墓为东周墓达成共识。[23]
国内目前流行的说法认为怀履光是金村古墓盗掘的幕后推手,姑且不论历史真相是否如此,但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实为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少数乡民唯利是图,从而给外人以可乘之机。怨诽他人的同时,如果不思亡羊补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历史就会不可避免地重演。诚然当年的国民政府颟顸无能,可是1949年以后,尤其近年以来,内外勾结盗窃文物走私出境的事情还少吗?
1962年汉魏故城工作队在勘探内城东北隅时,曾发现南北相邻的两组大型建筑遗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北侧一组建筑的东西两院落之间,发现一座叠压在汉代层下的大型东周墓,有墓室和墓道,墓道在南。[24]按发掘报告公布的测量数据,两组建筑就应该排列在我所站位置——登城栈道的下面,对照怀履光所绘金村古墓平面图,这座大墓疑似其中的号墓。按怀履光所述,因为所需人工巨大,八座大墓只有号完全挖开,其它几座只挖竖井至墓门再进入墓中,“这就意味着许多大件的墓中用具,如硕大厚重的铜鼎不易从墓中移出,某些情况下被无情地砸碎,以便分件带出。”又说:“这七座墓很可能仍然残存相当可观的内容,希望有一天它们能够得到认真的科学发掘。”[25]
从城墙上下来,来到城墙剖面展室,发现门锁着。回到遗址大门口找到两位男管理员,原来这里并不对外开放,刚才我们的贸然闯入让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很友善,得知我们远道而来,又在我们一再请求下,破例打开了大门。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魏洛阳城研究由以往的侧重古代文献、金石资料的考证进入到考古学实证与文献研究并重的阶段。1984年,汉魏故城工作队对城垣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1998年公布了结果:
在汉至晋代的洛阳城址上(引者注:即汉晋洛阳城或北魏洛阳城内城),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早晚有异的古城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时代较晚的城都是在沿用前代城的基础上,向北或向南扩大而建筑新城。时代最早的城址位于汉晋洛阳城址中部,为西周时期所筑。其具体范围大约北到自东墙建春门(汉上东门)至西墙阊阖门(汉上西门)的东西一线……南到东墙青阳门(汉望京门)和西墙西明门(汉广阳门)北侧各自的城墙小转折处的东西一线。……时代稍晚的城址位于汉至晋代洛阳城的中部和北部,约为春秋晚期筑造。这时期的城址除北部为新扩部分外,南部则沿用西周时期所筑之城,并且略有修补或增筑。时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东周城址并向南扩大而成。其筑造年代约晚于东周,早于汉代。东周时期使用的城址在此时期仍被沿用并有所修补。
简而言之,即汉魏洛阳城先有中部的西周城址,东周拓其北,秦展其南,西汉至北魏皆沿用之。
探沟北壁东周时期夯土外侧(东)秦汉、魏晋和北魏时期夯土剖面(自左至右依次对应)
回到遗址大门,向管理员致谢。年纪较大的一位指着西南方向的远处对我说:“看到那片白房子了吗?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又指着脚下的标示牌:“就是这里。”我顺指看去,原来那是一个观光车站牌,将来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后会派上用场,上面平面图的中心位置写的正是“太极殿遗址”,在它的南侧是宫城正门“阊阖门”。我问他能进去吗?他摇了摇头说得领导批准,无关人员只能在外边看看。并为我们指路:沿着门前的路向西走,看到村子后别进村,顺村外的路向南,再右转就能看到了。
北魏宫城遗址的发掘始于1962年,迄今仍在继续。宫城遗迹是一座由夯土城垣围成的小城(引者注:残存城垣在现地表以下),位于内城北中部而稍偏西,地当西阳门——东阳门大道以北、承明门内大道以南,阊阖门——建春门大道正好从其中部穿过。宫城南北长约1398 、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为大城总面积的十分之一。[26]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选自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史载,东汉洛阳城的宫城呈南、北宫对峙格局。考古发掘表明,北魏宫城为单一宫城,宫城正门阊阖门的始建和基本平面布置皆形成于魏晋时期,宫中正殿太极殿的殿基也包含有早于北魏的夯土遗迹。[27]专家学者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勘察,普遍认为北魏宫城与曹魏时期规划营造的洛阳宫为同一座单一个体的宫城,其位置范围大体相同,布局形制大致接近,而曹魏宫城是在汉代北宫故地上重新营建的。[28]
宫城遗址很快就到了,首先在东侧的围栏外驻足向内观望,围栏距“白房子”有二三百米,所谓“白房子”原来是由南到北分布的一大片铁棚,棚顶是白色苫布,下面是考古发掘的作业面。围栏内的面积约有1平方公里,除铁棚外到处开满油菜花,将遗址装点得清新明丽。
照片放大后可以看到发掘现场的作业面。
由西向东眺望。
又沿围栏自北而西徐行,风景不殊,再无甚可观,惟聊发思古之幽情。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9]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九月庚午(10月18日),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30]
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之后,广充掖庭,妃嫔宫人殆将万人。[31]勋臣贵戚也以淫奢相竞。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32]石崇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涂屋以椒,又作锦布障五十里。[3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与他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河间王元琛多所受纳,贪惏之极,[34]最为豪首,常对人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35]
西晋有“八王之乱”,北魏在迁都洛阳后的短短四十馀年间,除孝文帝、宣武帝外,有4位皇帝因政变被杀。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第二年,东魏使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发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其材入邺(今河北临漳)。[36]洛阳宫城重新成为废墟,十三年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杨衒之因行役重览洛阳,在他的《洛阳伽蓝记》里描述了当时的凄惨景象: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37]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切专制政权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因为当天晚上要去郑州,时间无多,遂匆匆离开,其它遗址只能留待下次凭吊了。宫城遗址西面的公路北通金村,向南穿过陇海铁路后重新回到310国道。由白马寺换车前往洛阳火车站。
[1]《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年4月。段鹏琦先生1982年至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考古队队长,主持遗址的考察工作。
[2]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超大型文化线路,第一批遗产点包含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其中中国段22处(河南4处,陕西7处,甘肃5处,新疆6处)、哈萨克斯坦8处、吉尔吉斯斯坦3处。河南段4项遗产为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廓:古同“郭”,外城。
[4]“韩旗”就是平面图上的韩旗屯,现名韩旗村,隶属于偃师市首阳山镇。
[5] 这位大哥说法有误,考古报告称洛河改道北移冲毁内城南部,所以东垣应是止于洛河北岸。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6] 同[1],页45~46。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9期。
[8] 《三国志》,卷六,《魏书六·袁绍》,中华书局,1959年12月,页190。
[9]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中华书局,1965年5月,页2374。
[10] 《阮籍集》,李志钧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页88。
[11] a.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本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1361。
b.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2版,页21。
[12] 《文选》,卷四十三,《与山巨源绝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页1927。
[13]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出建春门外一里馀,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中华书局,2010年9月第2版,页63。
[14] 实际是近年来实施的城墙保护工程夯筑的散水。
[15] 同[7]。
[16] 同[3]。
[17] 此事正史未载,该说法大概溯源于东汉张衡《东京赋》:“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文选》,卷三,《张平子东京赋》,同[12],页104。
[18] a.《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第二》(黄初五年):“是岁穿天渊池。”同[8],页84。
b.《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第三》注引《魏略》:“(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 同[8],页110。
[19] 同[18]a,“黄初五年九月甲辰”条,裴松之注引《魏书》加按:“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同[8],页84。
[20] 《魏书》,卷六十七,《崔光传》:“光从祖弟长文,字景翰。少亦徙于代都,聪敏有学识。太和中,除奉朝请。迁洛,拜司空参军事,营构华林园。”中华书局,1974年6月,页1506。
[21]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7月,页394。
[22] 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 ,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 1934, p..
[24] a. 同[5],《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
b. 同[1],页60。
[25] 同[22] ,p.20,p.21。
[26] 同[1],页32。
[27] 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40年的考古勘察收获》,《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2月,下编页87。
[28] 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9] 《诗经·王风·黍离》,《清人十三经注疏》丛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2月,页315~316。
[30]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下》,同[20],页173。
[31] 《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上·胡贵嫔传》,页962。
[32] 《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页998。
[33]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子崇附传》,页1007。
[34] 《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列传第八》,河间王琛传,同[20],页529。
[35] 同[13],页148,150。
[36] a.《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10月,页1945。
b.《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6月,页4864。
[37] 同[13],页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