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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
我的朋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孙文祥不得不离开四川灾区现场,紧急赶回上海照顾他的父亲——一个被上海城管称为“小商小贩”而围殴的老人。
5月15日,文祥和我的同事周宇两人进入映秀,两天没有联系,令全国同行们揪心,以为他们遭遇不测,直到他们侥幸逃脱4次泥石流,走出凶险大山给我们报来平安。
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多感概,亲情和家人的安全才是一个人最为珍贵的东西。
这一次,我无法不提起笔来,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5月24日早晨7时许,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伙城管、市容协管及市”0步腋盖状蛏恕
按计划,这天我应该跟随四川省邮政公司的邮车,从成都出发经阿坝州的马尔康到汶川县,报道灾区的重建事宜。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弟弟的电话,他告诉我父亲被一伙城管打伤了,我压抑着愤怒听他说完。
在灾区的这些日子里,感觉到自己变得脆弱,不是害怕余震,无数多个家庭因地震而支离破碎,采访过程中,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失去父母的子女,我欲哭无泪。
地震留给那些纯朴、善良村民的是无法弥补的痛,更多的惨剧通过我们的报道为人所知。一位男子为了抱出瘫痪的父亲被埋到废墟下,要将他顺利救出来,消防官兵建议移开他父亲的遗体,但他死活不同意,最后被救出来了,但却因埋压时间太长而死亡。一位年轻的母亲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催人泪下的短信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一定要记着我爱你”。
亲人间的爱因悲剧升华。我们见证着他们的悲苦,记录着他们的伤痛,我们说我们亲历现场,我们说我们感同身爱,但直到父亲被上海城管殴打的消息传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感同永远无法身受。
2005年,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手,主要任务就是跑上海市的突发新闻,“城管打人”事件时常发生,我也多次采访过那些被城管殴打的受害者,但这一次被踹到地上饱受拳脚的对象成了我的父亲,我可以想象那些城管拳打脚踢的场景。
此刻,我是一个“小商贩”的儿子,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愤怒和忧伤。
我的愤怒来自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城管们。我建议这些城管们来四川灾区接受洗礼,看看我们灾区人民的坚强不屈,看看我们的解放军、消防官兵奋不顾身解救埋在废墟下的群众。
我的忧伤来自父亲的伤情。父亲是江西东部极为普通的农民,不景气的农业迫使他放弃在田间耕作,来到这个永远都不会属于他的城市谋生。更早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农贸市场营生,还是学生的我,替他们看过铺子,卖一把空心菜赚3毛,一把韭黄赚5毛。
通常情况下,父亲凌晨3点就要起床,去镇外10来里路的地方收购青菜,拉到菜场由母亲负责卖,一天下来,刨去成本可赚五六十块钱。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约五万多,不知道父母卖出了多少把空心菜、韭黄……
今年以来,弟弟有了小孩后,父母搬到普陀来住,平时会去离家不远的高陵路上摆摊,就是媒体称的“小商小贩”,那条路上,来自安徽、江西及山东的近百人靠此营生。耀武扬威的城管们,时常将这些人驱赶的四处逃散,父亲也常混在其中。作为家中长子的我,有义务让他们生活的幸福,但至今我仍是无力,甚至是无法保证他们不受伤害。
5月24日上午11:15分,我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不得不回到父亲身边,暂别一线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