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两会正在进行时，作为“十二五”开局元年，“GDP减速，幸福提速”这句话成为了最近的热门词汇，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与幸福有关的工作目标，使得“幸福”一词燎原中国，不少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掀起了一番幸福热潮：北京宣称“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表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相信过不了多久，“幸福+某城市”的口号会成为一道无处不在的风景。

年初我国GDP全球排名第二，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但却有不少人并不认同GDP增长带来的国民归属感，以幸福指数代替GDP增速的呼吁日盛一日，不少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如何编制中国的幸福指数，热潮崇拜的背后，真的能带领我们走向幸福么？

最早提出幸福指数这个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小国家，不丹。这个国土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80万的国家，凭借着上世纪70年代独创的“不丹模式”，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它由四大支柱组成，分别是：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为了追求公平发展，不但全民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不丹并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并对入境游客人数有严格的控制。在不丹模式被提出之初，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外界关注，直到它在实践中的效应越来越好时，人们才更多地将目光转移到这个喜马拉雅小国家的发展上，这个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

但是想当然，不丹模式对于中国来说并不能完全适用，不丹1999年才有了第一台电视，对于电视、网络的禁令也是在那一年取消的，不丹不是天堂，它的特点在于，“不要发展共同体，而是在共同体中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将幸福指数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方向，并试图找到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幸福指数”。德国成立了“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计划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研讨是否把教育、环境、生活品质等个多人性化指标融入到现有的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当中。委员会的目标是找到一个仍以GDP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的新统计指标。

德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首先提出要将国民“幸福指数”引入社会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的国家，却是迄今为止提出了最具体的研究方案并给出明确时间表的国家。在此之前，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

在英国《卫报》2010年末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请国家统计局制定出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的方法，以评估英国居民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幸福感，卡梅伦政府打算把依据新方法得出的评估指数置于未来决策过程的核心地位。该报道还提到，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也已着手调查引入“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案的可行性。

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的幸福指数并不低，尤其是与亚洲近邻相比，在英国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统计的“幸福星球指数”中，2009年中国内地排在了第31位，比日本的95位，韩国的102位，英国人的108位，新加坡的131位更是遥遥领先。

对于这个结果，肯定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2009年的中国房价、物价虽然没有现在高，但是幸福感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又怎么会排在这么靠前的位置。这就是幸福指数的诡异之处，它既客观又主观，既是一个整体又关乎个体，同一国之内，富人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不同国家之间，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与古巴。这似乎又在提醒我们，单纯以幸福指数来衡量，恐怕结果未必能真正符合民众改善生活的预期。

幸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的，寻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指数，将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共同发展，才是中国人真正想要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