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郑渊洁退出了中国作协，原因是作协的某位领导借到学校讲学的名义向小学生兜售由当地出版社出版的其作品。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人现在还不具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中国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很多人都支持郑渊洁的做法，因为他作为一个一辈子为孩子们书的人，维护了一个作家和一个教育孩子的人的尊严和良心；很多人对国外关于中国没有好大学的好教育的说法不甘承认但又不得不默认那是一个事实。相对于一些世界名校培养的人才来说，我们的大学教育确要逊色很多。著名学者施密特德公开撰文批中国大学教育，说名校不过是“自己屋子里的君主”，在“新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

看到这些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因为我在仔细思索中国大学教育之后，不得不认同他的说法。大面儿上的事情和观点我不说，因为那不是我能说的清楚的，我就说说我在教育行业里从业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表面层次上的感受，我也深深觉得中国其实真的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也没有经得起考验的教育家，因为我们没有对教育的尊重，没有对“学”的尊重。如果说中国曾经有过说得上教育家的人，基本上都出现在五四时期到民国期间，那时候令人尊敬的教育家灿若星辰，昙花一现。

近年来中国大学“做大做强”之风盛行，二级学院一个接一个的林立在各个城市，学生也是越来越多，扩招不断，毕业生蜂拥至就业市场。我们的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在更多意义上变成对人数的追求。二级学院建了，钱也赚了，却没有注重教学。

很多所谓的名校在其他民办学校挂个牌子，一边收取高额学费，一边糊弄众多学子。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不得不想起施密德特的那句话“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殊不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不仅仅在于多，更在于精。

关于教授本身更是让人汗颜。学术造假的新闻多年不断，其中很多不乏知名教授。这仿佛成为学术圈的潜规则，造假可以，但是别被抓到。

按照学术成果评职称的标准让诸多教授在茫茫的课题之中，钻着学术空子，埋头搞论文，不是真正的出自兴趣爱好，不是出于对专业的展望和探索，而是出于投机，出于利益。随便打开一个学术期刊网站，独创性、原创性的文章几乎罕见，大家变着花样说着同样的话。不同的是你用的是精神分析，我用的是认知理论。

而且不注重教学成绩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通病。考试成绩如何，无关教授大碍，在钻学术空子之余，上几节课，赚些课时费，至于学生到底学的如何，无关紧要，只要论文及格就行。

本应该传道授业的教授们，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专家，而教育本行置之身外。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整体社会风气的迅速没落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产生了冲击，但从既定的事实来看，如今的教育家真正能够潜心于教育，真正能够令人肃然起敬的，几乎绝迹。

作为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真正的社会责任。孟子常说浩然正气。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他们的知识应该让他们更睿智的去发现和揭露社会问题。然而忙着投机的教授们，在真正该说话的时候却沉默了，他们躲在一个80后的韩寒后面，绕过社会问题，在安全的角落里选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孔孟之乡今天却充满没有理想没有价值判断的学者。这样的精英们，这样的老师怎么能不让我们惭愧汗颜。

施密德特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为过。想想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尖锐犀利的鲁迅引导了多少青年学生，萧军、萧红、田汉、冯雪峰……他不能说是教育家，但是他却做着教授身份之内的事，引导和鼓励学生，至少不是忙于投机，忙于评职称。

我们常常喜欢说“历史悠久”这个词。仿佛只有历史悠久才能具有成为名校的资质。我们是如此的迷恋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为历史给我们无数辉煌，因为我们今天辉煌不再。民国时期，我们大学教育有蔡元培，中学教育有张伯苓，儿童教育有陈鹤琴，他们力排众议，讲究兼容并包，开启民智。开明的教育家带来的是一批知识渊博的教授，带来的是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带来的是一群思维活跃，积极向上的学生。而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罕见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缅怀历史之时求个精神安慰。

今天一个老外施密德特骂了中国大学，骂了中国教育。我汗颜，我不甘，但是我仍然感谢他，因为在中国很多教授多没有心思去如此张扬的，如此犀利的去痛批他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