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辨

杨维桢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命史臣纂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初，会稽杨维祯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维祯，字廉夫，号铁崖，人咸称之曰铁 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表曰：

至正三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

伏以一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於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恭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於平吴，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灭盗，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祯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竞，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

辨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於人乎？故正统之义，立於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於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於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晋始於平吴，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於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二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於南之后，拘於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执浸盛。契丹之号，立於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於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七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於完颜氏，实又臣属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於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群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於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於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於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升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於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於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閠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德薄，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於五代之年，皆细注於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拂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

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於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

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於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亲览经史，有志於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辨，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编入《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的按语如下：

《东维子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元杨维桢撰。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著录。此其初刊诗文集也。维桢以诗才奇逸凌跨一时。此编乃录文二十八卷，诗仅二卷，又以杂文六篇足之。盖以文为主，诗特附行耳。朱国桢《涌幢小品》载，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於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於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卢殷之文凡千馀篇，李礎之诗凡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凡九百馀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传也，言庞义淫，非传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又其次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朝则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数君子，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观其所论，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陶宗仪《辍耕录》载维桢《辨统论》一篇，大旨谓元继宋而不继辽、金。此集不载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谕旨，补入集内。盖维桢虽反颜吠主，罪甚杨雄，而其言可采，则不以其人而废之。仰见圣人衮越之公，上超万古，非儒生浅见所能窥也。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下面是乾隆所下谕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

元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其文不见本集，惟陶宗仪《辍耕录》载之。今馆臣编辑《四库全书》，谓其持论纰缪，并《辍耕录》内所载者，亦与删除。且言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此语似是而非。盖尝论之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秦降之岁，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春秋之义然也。杨维桢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义本春秋，法宗纲目，其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夫维桢身为元臣，入明虽不仕，而应明太祖之召，且上铙歌鼓吹曲，颂美新朝，非刺故国，几于剧秦美新，其进退无据，较之钱谦益托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屡于诗文中斥之。而维桢正统之辨，则不可以人废言也。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皇祖御批通鉴，及朕向所批通鉴辑览，俱以此论定。盖春秋大义，纲目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犹于《通鉴辑览》内存福王建国之号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尝不可，如南宋之承统绵延不绝，而奈其当阳九之运，天弗与，人弗归，自覆其宗社也。此实大公至正，天下万世可以共见共守之论。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若以此立论，转觉狭小，天下万世必有起而议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为，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维桢文集内亦当补录是编。并将此谕各载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特谕。乾隆辛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