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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新唐书·李邕传》全文及翻译

(2019-05-27 2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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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邕的书法,想见其为人,于是找到欧阳修写的《新唐书》,此传真是大仁大义,尤其孔璋此人。

《新唐书·李邕传》全文及翻译

白话《新唐书》原著:宋·欧阳修、宋祁
http://yw.eywedu.com/24/17/

白话二十四史
http://yw.eywedu.com/24/


【原文】

新唐书·李邕传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光阴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 
  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乃召拜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璟劾张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 
  中宗立,郑普思以方技幸,擢秘书监。邕谏曰:“陛下躬政日浅,有九重之严,未闻道路横议。今籍籍皆言普思冯诡惑,说妖祥,陛下不知,猥见驱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诚以普思术可致少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全国,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全国,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全国,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全国,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庶民,不闻以鬼神道治全国,惟陛下省察。”不纳。 
  五王诛,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平,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弹劾任职,人颇惮之。谯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恶日用,而邕与之交,玄宗在东宫,邕及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羲等忌之,贬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为户部郎中。张廷珪为黄门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起为陈州刺史。 
  帝封泰山还,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然矜肆,自谓且宰相。邕素轻张说,与相恶。会仇人告邕赃贷枉法,下狱当死。许昌男子孔璋上书天子曰: 
  明主举能而舍过,取才而弃行,烈士抗节,勇者不避死,故晋用林父不以过,汉任陈平不以行,禽息陨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爱死。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土,汉无天子之尊,秦不强,齐不霸矣。伏见陈州刺史邕,刚毅忠烈,难不苟免。往者折二张之角,挫韦氏之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沮解,即邕有功于国。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赒急,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死在旦夕。臣闻生无益于国者,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愿以六尺之躯膏鈇钺,以代邕死。臣与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妇知贤而举,仁也;任人之患,义也。获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宽邕之死,使率德改行。兴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愿毕矣。若以阳和方始,重行大戮,则臣请伏剑,不敢烦有司,皇天后土,实闻臣言。昔吴、楚反,汉得剧孟则不忧,妇以一贤而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贤,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疏奏,邕得减死,贬遵化尉,流璋岭南。邕妻温,复为邕请戍边自赎,曰: 
  邕少习文章,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频谪远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载。岁时叹恋,闻者伤怀。属国家有事泰山,法驾旋路,邕献牛酒,例蒙恩私。妾闻正人用则佞人忧,邕之祸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民,卒无一毁,天意暂顾,罪恶旋生。谚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人命危浅,惟吏是听。事生吏口,迫邕手书。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于时匦使朝堂,守捉严固,号天诉地,谁肯为闻?泣血去国,投身荒裔,永无还期。妾愿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涂朔边,骨粪沙壤,成邕夙心。 
  表入不省。 
  邕后从中人杨思勖讨岭南贼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开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蚤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妇接。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视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谗媢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代宗时,赠秘书监。 
  邕之文,于碑颂是所少,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邕虽诎不进,而文名全国,时称李北海。卢藏用尝谓:“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后卒如言。杜甫知邕负谤死,作《八哀诗》,读者伤之。邕资豪宕,不能治细行,地点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翻译】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李善,品行好,学识贯通古今,但不善于写文章。所以人称他为“书箱”。显庆年间,升民至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做《文选注》,阐述分析得精深准确。书献上后得赏赐颇为丰厚。被委任为潞王府记室参军,授泾城令。因与贺兰敏之友好而株连流放姚州。遇赦后回。居住在汴、郑间教学。学生们从四方远道而来,传授其学术,称之为“文选学”。
 
  李邕年轻时即知名。当初其父注《文选》,有时依词解析忽略了文意。书成后问到李邕,邕不敢回答。李善一再追问,李邕以为要有所更改。李善说:“替我弥补试试。”李邕据词而表述旨意。
 
  李善觉得两种解法无法决断,所以将二者并录。邕二十岁后去见特进李峤,说:“有些书还没读过,希视能读一读宫廷藏书。”峤说“:秘阁有万卷书,哪是短时间就能读完的?”邕再三乞求,于是让他暂任秘书。不久,邕告辞。峤很惊讶,试就秘本书及未公开的文章问他,邕对答如流,峤十分感慨:“你将来会成为名家。”
 
  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王圭推荐李邕文章高深,气质耿直,其才堪任谏诤。于是召他授民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瞡诘扬张昌宗等谋反事,武后不应。邕立在阶下大声嚷“:瞡所陈说的是社稷大事,陛下应该听从。”武后的脸色缓和了,同意了宋瞡的奏请。散朝后,有人指责邕说“:你职位卑微,一旦触怒天子,会有不测之祸。”邕说:“不如许,我的名字也不会风闻。”
 
  中宗立,郑普思因善方技而得宠幸,升为秘书监。邕劝谏“:陛下亲自主政还不久,再加宫廷之森严,故而听不见世人的议论。如今议论纷纷的都是说普思凭着诡诈妖惑,乱说凶吉,陛下不了解实情,竟让他供职朝廷。孔子说:‘《诗》三百篇,其中央旨意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没有邪思。’陛下如认为普思确实有少生之术,则爽鸠氏会因之永有全国,天子之位就不是陛下您今日可有的了。他能请来神仙吗?那秦、汉会因之永有全国,陛下今日也不会是天子了。他会佛法吗?
 
  那么梁武帝会因之永有全国,帝位非陛下可得了。他能行鬼道吗?那么墨翟、干宝就会各献其主,永有全国,也没有明天的陛下了。自古尧舜被尊为圣者,臣看他们所作所为,皆在人事。他们使九族亲密和睦,使百民因功受勋。没传闻以鬼神之道治理全国的。恭请陛下审察。”天子听不进。
 
  汉阳王张柬之、扶阳王桓彦范、平阳王敬晖、南阳王袁恕己、博陵王崔玄日韦五王被杀,邕受株连,被调出京任南和令,又贬为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乱平,召回任左台殿中侍御史,诘扬在任职民之错误,人们颇忌怕他。谯王李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追捕余党有功,调任户部员外郎。岑羲、崔..厌恶崔日用,而邕与之交往。玄宗还是太子时,邕及崔隐甫、倪若水同受礼遇,岑羲等忌恨他,设法贬邕为舍城丞。玄宗即位,召邕为户部郎中。张廷王圭为黄门侍郎,姜日交正得宠。共荐邕为御史中丞。宰相姚崇不喜欢邕奸险急躁,贬他为括州司马,后征用为陈州刺史。
 
  天子封泰山归。邕在汴州拜见天子。诏令献辞赋,天子看了很雀跃。因之甚自傲,自称该居宰相。邕一向轻视张说,张说也不喜欢他。恰有人告邕贪污腐化,审讯后判极刑。许昌人孔璋上书天子说:“开明之主举用能人而不计其过错,取其才能而不问其行为。烈士坚持节操,勇士不避危难。所以晋用林父不计他的过错,汉任陈平不究他以前的行为。
 
  禽息宁愿一死,北郭自甘断头。过去假如林父被杀,陈平处死,不用百里奚,放逐晏婴;那么,晋就不会拥有赤狄的国土,汉也不会有天子之尊,秦国不会强大,齐也成不了霸业。臣下见陈州刺史李邕,刚毅忠烈,临难不以不合理手段求得免祸。过去曾斥败二张,挫折韦氏,虽屈遭贬谪,但奸人之阴谋未能得逞。这是邕有功于国。且邕所做的,是周济抚恤孤苦贫病者,家中并没有私产。今传闻因受贿罪入狱,死在旦夕。臣传闻活着无益于国的人,不如一死以表彰贤能。
 
  臣愿以六尺之躯血染斧钺以代邕死。臣与邕生平并没有来往,臣知邕而邕并不认识臣。臣比不上邕是很明白的。人能识贤而举荐,是仁;能担当他人的患难,是义。能做了这两件好事而后死,臣再无企求。恳请陛下恕邕免死,使能改过自新。能建立林父、曲逆之功,臣得以瞑目;能追随禽息、北郭的心迹,臣的大愿满足了。倘使陛下认为时当春日不可用刑,则臣请伏剑自刎,不敢麻烦有司。皇天后土可以为证。过去吴楚叛乱,汉得剧孟,贼寇不足为忧,一个贤人就能敌七国之众。切视能敷设带罪立功之路,有不计瑕疵之义,远想剧孟、近赦李邕。况且封泰山大礼之后,天地更新,赦而免论。人谁无过,惟明智之主能谋划恰当。
 
  臣传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被为之而死的人所知而甘于死的原因,并不是希奇爱惜邕的贤能,而是为了成就陛下爱惜才能的德行。”
 
  奏书送上后,邕得免死,贬为遵化尉。孔璋流放岭南。邕妻温氏又替邕请求戍边自赎:“邕幼时就学习文章,嫉恶如仇,不被众人所容。邪佞恨他,儒者也侧目而视。多次离开朝廷,贬谪远郡,几达十年。岁节都感慨恋念,听来令人伤怀。
 
  正逢国家祭于泰山。在法驾回归时,邕献牛酒,承受帝恩。妾传闻聘用正人则佞人忧虑。邕的遭祸就源于此。邕接连任外民,无人诋毁,偶顺天意回朝,罪恶旋踵而生,正如谚语所说‘士人无论贤或不肖,入朝即遭人忌恨’。愿陛下能明察。邕开端受审讯,即被拘于狱中,有五天连水都不得入口,以致人命危浅,只得听命于狱吏。事情都是狱吏口授,迫邕书写。贷蚕种给人被说成枉法,购罗贡奉,被诬为奸赃。呈上奏书只能投入匦中,戍边守捉严密坚实,即使呼天抢地,有谁能听。泣血离国,投骨荒野,将永无归期。妾愿让邕当一名士兵,效力王事,即使马革裹尸,亦是邕的夙志。”表呈上后不看。
 
  邕后来随宫中权臣杨思勖讨岭南贼有功,调任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735),起用为括州刺史。喜欢兴利除害。后来又因诬枉犯法,被判罪。天子知道他的名字,诏令不判罪。后历任淄、滑二州刺史,送计簿入京师。当初,邕早就有名视,重义爱士。被斥在朝外日久,不与士大妇交往。入朝后,人们传说他的眉眼奇特,以致出门时路人聚观。年轻人慕名去拜谒,门巷都塞满了。宫中近臣来访,索要所写文章,并送给天子看。由于别人的嫉妒和进谗,他不能留在朝中,出京任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年间,左骁卫兵曹参军柳责力有罪下狱。邕曾赠马给责力,吉温要责力牵扯邕曾与之议论国家凶吉,私下厚赂责力。
 
  宰相李林甫一向忌恨邕,于是连及邕也判罪。诏令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去邕地点郡杀了他。邕时年七十,代宗时,追赠秘书监。
 
  邕的文章少于写碑颂。人们带着钱物来请他写文章。前后收的钱有上万。
 
  邕虽仕途上不得意,但文章闻名全国,时人称之为李北海。卢藏用曾说“:邕有如干将莫邪,很难与之争锋利,但就是怕被伤残。”后来邕的命就如此。杜甫知道邕遭受诽谤而死,做《八哀诗》,读来会替他难过。邕天性豪宕,不拘细节,收纳馈赠,游猎尽兴,终于因此而败毁。



【相关资料】

在《新唐书》中,李善的事迹是附见于李邕传的。在史学家的眼中,李邕的地位和价值无疑是高于乃父的。《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云:“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光阴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这段文章说了两件事,证明李邕是“少知名”,或者说是天才。先说后一件事,“秘阁万卷”李邕“未几辞去”,而“奥篇隐帙,了辩如响”,说明李邕读书快,记性好,也说明此前他读书的面还不是太宽的。再看前一件事,证明李邕悟性好,见识高。但算算年齿,笔者有点疑问了。“始,善注《文选》……书成以问邕”,李善《文选注》成于显庆三年(658),其时李邕尚未生。

《新唐书·李邕传》说:“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示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汝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少年李邕的意见表达了普通读者对于注释普及性的要求。但所谓“两书并行”的情形并未见到,或许李善在修订其注释时已经吸收了儿子李邕的建议以及某些具体意见亦未可知,所以明天所见到《文选》李善注固然以释事为主,亦复兼及释义,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言外之意以及写作手法有所注释。

李邕(678~747),即李北海,唐代书法家。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李邕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七十时,为宰相李林甫所忌,抱屈杖杀。他工文,尤少碑颂。善行书,变王羲之法,笔法一新;并继李世民《晋祠铭》后以行书书写碑文,名重一时。其书风豪挺,结体茂密,笔画雄劲。传世作品有《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唐窦蒙在《述书赋注》中说:时议云:“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其为文,少于碑颂,多自书。唐人说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杜甫诗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

  李邕的书法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变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字形左高右低,笔力舒展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他提倡创新,继续和发扬古代书艺。曾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苏东坡,米元章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 fǔ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他对后世产生了宏大的影响,2008年7月,浙江省教育厅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写字课本就采用李邕的书法字体,作为浙江省任务教育教科书《写字》课本。相信不远的将来,李字也像王字一样丰美全国。

  李邕能诗善文,工书法,尤擅少行楷书。当时的中朝衣冠以及很多寺观常以金银财帛作酬谢,请他撰文书写碑颂。他一生共为人写了八百篇,得到的润笔费竟达数万之多。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英才,经常使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他人。李邕撰文书写的碑文,常请伏灵芝,黄仙鹤和元省己鑴刻。据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考证,这三人很可能也是李邕的化名。他的传世作品有《叶有道先生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传世书迹以《岳麓寺碑》、《李思训碑》最。
 
    萧诚十分擅少书法,李邕也自己写东西说自己擅少辨别书法。两小我都住在南中。萧诚写了副字认为不错,就拿给李邕看,李邕觉得一般,萧诚对李邕挑剔自己的做法很不满,就造了几张假的古字画,天天把玩,把字画弄得很旧,看见的都说这是数百年前的字画,萧诚对李邕说:“我有王羲之的真迹,珍藏了很久,现在想拿给你看看。”李邕很希视看看,萧诚故意稽迟数天,不肯拿出来。后来两人谈及此事,李邕执意要求看看,说:“你答应了却不让我看,不是在骗我吗?”萧诚于是让家仆回去取来,家仆没拿到,惊呼:“前几天有客人来,见过,估量被他偷了。”李邕信以为真,萧诚过了很久说:“我放在某个地方,后来忘了。”就让李邕跟着去取,到了地方后,李邕观摩了很久,没怀疑是假货,说:“如许的真迹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在座的都认为这就是真迹。又过了几天,等到李邕的客人们都集会,于是萧诚对李邕说:“你从来都看不起我的书法,前几天给你看了几张我小时候写的字,你怎么就认为它是王羲之的真迹,你是怎么看的?”李邕大惊说:“你再拿来我看看?”看到后,稍微瞟了几下,扔在床上说:“现在仔细看看,还是不怎么样。”


李邕代表作 

李思训碑

  李邕传世的作品主要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李秀碑》和《卢正道碑》等。

  《晴热帖》  李邕尺牍,刻于《淳化阁帖》与《大观帖》。从书风上看,是典型的“二王”旧格,但用笔和结构,更接近于王献之。历史上虽“二王”并称,其实在艺术风格上和对书体上的贡献是各有千秋的。唐张怀瓘《书议》:“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履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从字体上看,此帖将楷书、行书和草书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典雅中时时透露出一种豪宕的气息,而这正是王献之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它同《淳化阁帖》卷九、卷十种王献之的行草作一比较,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王献之是以草法入行,故转折经常使用“外拓法”,使其圆畅,增强笔势上的流动感和韵律感;王羲之是以楷法入行,故转折喜用“内擫法”,使其精紧,在笔触上表现得更为稳重淳厚,故有古质而今妍之说。从书风上讲,李邕此件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王对他的笼罩,还没有形成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尽管如此,在这笔情墨趣中已流露出盛唐期间所独有的奔放豪逸和华美的色彩,一种在笔墨的流动中所散发出的抒情韵味。时放时收,开合妙在情性;或如奔流而直下,或顾盼而得姿;似斜反正,以正见拙;媚而不俗,气格空灵;骨力洞达,直逼子敬,是一篇极为良好的行草作品。一样学“二王”,初唐的陆柬之尽管名声很大,所写的《文赋》曾被赵孟钇牢安辉谒淖又隆保衩乃祝柿τ盅罚翟恫蝗缋铉摺

  《叶有道碑》  全称《唐故叶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又名《追魂碑》、《叶国重碑》。唐开元五年(717)立。李邕撰并书,时43岁。今人王壮弘认为,所署民衔年月与史实不合,定为伪刻。原石在山东金乡县,宋绍兴十四年(1144)为雷击碎,明嘉靖间(1522—1566)重刻。既然是重刻,原有的神韵自然也就失去八九。尽管如此,此碑在历史上名声极为煊赫,明安世凤《墨林快事》称:“李字之肥硬有骨力者,莫过于此。”此碑对宋蔡襄影响更大,欧阳修《集古录》:“《有道先生叶公碑》,李邕撰并书。余《集古》所录李邕书颇多,最后得此碑于蔡君谟。君谟善论书,为余言邕之所书,此最为佳也。”从整个北宋期间看,除颜真卿外,李邕的影响是最为潜伏的。王羲之尽管在宋仍有宏大的影响,但经过多次的战乱以后,所存的书迹以是凤毛麟角,而大多为宫廷和私人保藏。李邕不但传世的作品多,大多为铭石之书,又能传王羲之行书之神韵。故不管从传播的角度,还是学习的角度都是最便利的。宋四家中除黄庭坚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李邕的影响。米芾虽称学“二王”的,但骨子里更多的是褚遂良和李邕的血脉。对此我们只要将他34岁时所写的《方圆庵记》同李邕的这件作品相比较便能看出彼此的血脉关系。一样,苏东坡每当得意处,不是自比杨凝式,就是自比李北海。苏东坡也曾自言,其运笔的痛快处得之李邕《法华寺碑》。而杨与李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继续关系(后再述)。此碑虽神韵几乎不存,但从其气格上看,仍处于继续“二王”传统的阶段,这对他以后风格的形成打好了基本性的基础。

云麾将军碑

  《李思训碑》  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开元八年(720)刻。李邕撰并书,时46岁。此碑为李邕作品中最为煊赫,历代评为李书中第一。明杨慎《昇庵集》:“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集。”当然也有微词,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李北海《云麾碑》,横逸已极,弊在太偏。”这些评述均有其合理的因素。李邕此碑一出,便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其影响一直延伸至今。就唐而言,有宋儋、苏灵芝、张从申、徐浩,甚至包括颜真卿和五代的杨凝式。从书风上看,是李邕作品中最为肥硬险绝的,并带有一定的夸张性,这也就是梁巘不能接受的地方。然而,在书法的进程中,总是有一个从平整到险绝过程,聪明者往往会采用矫枉过正的方式,最终在来一个中和,达到寓险绝于平整之中。而李邕此碑正处于这一环节,加上还处于中年,写的过火一点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没有这环节,就不可能有其晚年像《麓山寺碑》、《卢正道碑》那样的辉煌杰作。也正是如此,李邕才有可能摆脱早年“二王”对他的束缚,最终自立门户。从技法上看,李邕已融合了“二王”的最重要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明显地投入了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理想,那便是一种冲击回荡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华美的色泽。也正是这一点,李邕最终同“二王”书风拉开了距离,在书法史上找到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此碑可以说是李邕书法创作上的里程碑,从此以后,李邕便开端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创作自己的艺术品。当然,这种创作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开前人,也不意味着用一种肆无忌惮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创作则是在艺术本身自律性的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化的自我实现。假如,我们将这门艺术中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等抽调,那这门艺术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书法也是如此。故赵孟钣小坝帽是Ч挪灰住敝怠4哟吮峡矗铉哂玫氖且恢У约玫挠埠帘剩事浔蚀ν婷⒈下叮谧嗝骺欤由峡坦び志视氡手涞墓岽┮荒苛巳弧;蛲馔鼗蚰跀L,从容徘徊,意气轩昂;或上开下合,或左紧右松,以侧取势,似斜而反正;刚严磊落,提按明白,疏密伸缩,穷尽变化,笔势往来,或如千里少云,舒展明丽,或如瀑布挂虹,激越而澎湃,时如凌空坠石,锵然有声,时虽细如毫发,犹有千钧之力;或纵横牵制,左右顾盼,或游刃纸背,暗藏波澜,骨力洞达,神彩照人。“二王”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已被一种充满自信和高昂激越气质所取代,与李白的诗有着极为相似的情绪形象。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缺憾,如运笔有时过于直来直去,缺少其晚年深厚苍茫的意趣,在笔触上有时也显得较为单薄。但这种气格历来为文人书家所倾倒,除苏东坡外,很少有人在这一点上能同他并驾齐驱。尤其是自赵孟钜院螅榧彝心嘤诜ǘ恢ㄎ橹稀⑹橹贰⑹橹茫即娑朗б簿统闪耸榈浪ネ说淖钪苯釉颉

岳麓寺碑

  《麓山寺碑》  又名《岳麓寺碑》。唐开元十八年(730)刻。碑在湖南衡山县岳麓书院。李邕撰并书,时56岁。额篆书“麓山寺碑”四字。在行书写碑中堪称千古绝唱。碑终纪年后有“江夏黄仙鹤刻”六字,大多学者认为黄仙鹤是李邕的讬名,果真如此,此碑当为李邕手刻。此碑在李邕书中是最为苍雄浑厚者,是他完全成熟的最精采的代表作之一,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上讲,远在前碑之上,也是学李字的最佳范本。黄庭坚《山谷集》:“字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力深耳。少令功拙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这个评价应该是非常之高的,也带有一点微词。在黄庭坚的眼里,李邕此碑的功力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只是少了几分古拙,不然即便王献之复生也不过如此而已。然古拙而今妍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李邕生在盛唐,不能不染上华美而浪漫的时代气息。也正是这一点,艺术才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才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才能为时所用。也就是说,不管评论哪个艺术家,必须要把他放到一个与此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发现与其相应的艺术价值。此碑与“二王”书相比较,虽少了几分江南式的含蓄儒雅与空灵,却处处给人一种苍茫凝重的强劲感,并以其独有的铭石之书宏大正气,展示出对人格的自信与肯定,一种生命力的存在意识。这种感觉只有到了蓬勃向上的盛唐才有可能在艺术的层面上出现。这不但对稍后颜真卿、对当时的日本书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被称之为日本王羲之的空海的名篇《灌顶历名》,几乎是此碑的另一种方式的显现。

  此碑一出,历代师法者几次不绝,其中尤其是赵孟睿簧幢Т朔ǎ涓裨恫蝗绱恕=袢肆稚⒅巫斡谝簧恚诖醋髦芯共荒艿闷浞路穑杉渚钪4悠溆帽噬峡矗杩杖∈疲跤衅橇Γ既挥诜皆仓涠员渲患平嫌诓芈吨侄婷⒆匀蝗胗诨模缓岷林比耄柿π矍浚嶂鼗杭保缱呈炕鞴模诮陲先挥猩A跷踉亍妒楦拧罚骸氨焙J槠甯咭欤延仍谝坏阋换匀缗鬃┞涞兀谷瞬桓乙孕榻局饽庵!弊笥矣炒贫匣剐凰涿惺椋Υκ救艘钥颍馐窍嗟辈蝗菀椎牡胤健=崽逡造ゲ嗳∈疲蔗挪越。缍晕逶溃蜃蟮陀腋撸蛐弊蠡蛞烙遥蚪羰找徊啵蚓拔一角,中宫紧收,四周开张,不以平整为法,而以重心为正,左倾右倒,气脉一贯,每一个字似乎均有一种膨胀力。到了行笔的中截,笔势越加紧结圆畅,似顺还逆,似逆还顺,中截古厚,首尾圆浑,纵横相称,体势宽博。李邕这种雄才大略、奔放豪逸的性格,一一见于毫端。在这里,李邕完全超越了所谓技法对他的左右,任何一种运笔方式几乎已成了潜意识的反映,一笔而下,气象馄饨。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麾》颇嫌多轻侻处,惟此碑沉着劲遒,不以跌宕案掩其朴气,最为难得。碑阴字肃穆劲实,与《李秀碑》近。”何绍基生平对此也用心不疲,是有清学李最成功的书法大家。

  《法华寺碑》  全称《秦视山法华寺碑》。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刻。李邕撰并书。时61岁。原碑在山阴(今浙江绍兴)秦视山天衣市。久佚。清何绍基曾以宋拓孤本摹刻于济南,此孤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因系李邕书,历代翻刻者甚多。何绍基所藏虽称是原石宋拓孤本,但观其点画的衔接处,尤其在转折的奇妙处气脉不畅又过于光洁,恐是宋初翻本。但何绍基对此评价甚高,他认为其它诸碑均各有特色,“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从风格上看,我们不由地会产生如许的疑问,前两件作品在同“二王”拉开距离的同时,已形成了他自己很明显的艺术风格,而这件作品为什么又会如此接近小王呢?是他有意如许去做?还是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回顾使作品增强更深的内涵?我想这些因素都存在。我们都知道,古人作书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为创作而创作,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在求得自立门户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即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像可被称之为“现代书法的鼻祖”的王铎,隔天临帖的习惯几乎致死不变。这也正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在学习方法的最大异处。此碑眨眼看近小王,这是现象中的气息的相似,但在本质上有它的独特性。此碑是李邕所有作品写得最为华美、宽博、平和沉静者,虽为行书,但用笔全为楷法。既不像《麓山寺碑》凌空取势、按如大桩;也不像《李思训碑》锋芒毕露,节奏明快。而是落笔非常严谨,运笔缓中求急,意如打太极拳,讲究笔笔充沛到位。这是在追求小王书风的同时,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作新的尝试。

  《李秀碑》  全称《云麾将军李秀碑》。唐天宝元年(742)立。李邕撰并书,时68岁。石已久裂,明终被人制为六础,后仅存二础,今存北京文天祥祠。有宋拓全本。此碑与《卢正道碑》同为李邕晚年的杰作。因精拓传世者甚少,故名声远不及前两碑。明沈榜《宛署杂记》:“书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伟倜傥,类其为人。杜工部所谓‘碑版照四裔’,李集贤以为 ‘书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己。是虽摧剥之余,见之犹令人起敬,况其解衣盘礴时邪。”清梁巘《评书帖》:“北海《李秀碑》比《云辉》更紧,有大令笔意。”清翁方刚《复初斋文集》:“是碑北海书之最遒美者,远在陕北《云麾》之上。”梁、翁的评述最为中的。书法与其它艺术有所不同,它的顶峰期往往是在书家的晚年,故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说法。从上述几件作品上我们便能看出,李邕是一个不情愿寂寞的人,每写一碑均各有异趣,他似乎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创作自己的新作品,这不由使我们想起颜真卿书碑。其实在唐代一流书家中,没有一小我曾经重复创作过相似的作品,都具有一种“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与纸上”(《书谱》)内在的个性化的显现特征。假如,我们将书法仅仅看成是写字,看成是一个不断可以重复创作的过程,那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李邕此碑所展示的也正是那种在不同的时空中,自我对书法的不同的艺术感受与显现。也就是说,书家所表现的是一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自我对这门艺术的审阅与显现。

  此碑与前诸碑在书写格式上的最大的不同是,前诸碑基本上按界格、一字为一格,行列明白;而此碑虽也有此迹象,但由于字的大小、开合度等变化较大,基本上采用有行无列的方式,显得更为灵活流畅,气焰恢宏,更具有雄恣豪逸的气度。虽然碑磨损的非常厉害,即便是宋拓本,字口也已不清。假如,我们通过其轮廓的现象用想象去回复其本来的面目,我们便会发现,此碑在笔触上与《麓山寺碑》十分附近,只是多了几分寓苍茫于匀净之中淳厚感。苍茫源于他原有的秉性,而匀净则与《法华寺碑》有着前后的内在的接洽。古人所以要不断临池,不断地向前人学习,就是为了希视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点什么,改变一下原有较为熟腻因素,不断提高深层的内涵,这一点已在此碑中得到了证实。古人这种治学的精神至今值得我们学习。从书势上看,此碑明显不同于《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力取横势,故气焰恢宏;此碑以纵势为主,有瀑布飞挂之气;而后篇有复归横势,在理智中又透露出李邕潜伏的本性,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般说来,取势纵向与横向在视觉生理上的感受是不同的,取横势的往往给人一种翩翩欲飞或向横向膨胀的厚重感;取纵势的则给人一种上下飞动的颠逸感和险绝感。故横者宽厚沉雄而纵者颠狂奔放。在章法上,此碑趋于茂密,字里行间显得十分紧凑,如许便突出了字内空间的变化,更增强了章法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更有趣的是,时而取势十分欹侧,俊拔一角;时而写的十分平整古拙,在节奏上,始终给人一种在华美中又压抑不住自己对古拙的向往。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李邕晚年在书法审美上矛盾冲突和那种强烈的个性表露的现实,这正是此碑最令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地方。

  《卢正道碑》  全称《唐故鄂州刺史卢府君神道碑》。唐天宝元年(742)刻。碑在河南洛阳许家营。李邕撰并书。石剥落十分严重,残存不足五百字。何绍基藏有刘彦冲旧藏本,何曾跋云:“如此小字而豪纵之气不可掩,可知戒台铭之伪。”此碑与前碑在创作的时间上仅晚两个月,但在艺术手法上是何等的不同,并由此开创了另一个全新的创作格局。从风格上讲,此碑介于《麓山寺碑》和《法华寺碑》之间,又多了一点“二王”的成分,写得极为的精到宏逸,为李邕书中最为紧结疏肥的一路。结体力去横势,从容大度,笔意矫健,处处似有飞动飖拽之姿,空灵洒脱,崇高典雅,骨气洞达,气韵生动。最有趣的是此碑的章法,每个字几乎只写了界格的九分之一,行列的空间几乎占一个半字到两个字之间,如此疏法可谓前无古人。一般来说,密便于贯气而易写,疏者易空脱而气不易相续,故一般书家大都避免用大疏法,即便疏也不会超过一个字的空间。李邕能不避书家所忌,反而一疏到底,而且疏得又是那样的空灵,仿佛是群星璀璨,星罗棋布,又似原野春发,点滴白绿,笔势往来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贯穿全体。这不但需要胆识,更需要精采的艺术天才。这一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是五代的杨凝式和明代的董其昌。书史上一般以为杨凝式主要源于欧颜,但我们从他所写的名篇《韭花帖》看,实源于李邕此碑,从用笔、结构到章法,几乎是同出一辙。而董其昌在章法上几乎始终保持着这一作风。

  《任令则碑》  全称《陇关游奕使任令则碑》。唐天宝四载(745)刻。李邕撰并书,时71岁。石在陕西武功县。此碑埋没甚久,亦不见著录。清嘉庆二十年(1815)为段嘉谟所访得,吴荣光、聂铣敏刻题识于后。碑文有一千五百余字,因漫漶颇甚,可辨者仅八百余字。这是自今能看到的李邕最晚年的作品。尽管漫漶严重,但通过带有沧桑感的碑迹中,我们似乎能清晰地看到雄浑豪荡的艺术风采,一种由里而外放射出来的恢宏卓绝的艺术的光线。难以想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竟然能写出如此笔力苍雄的作品,可见其当时的体力与精神状况是如此的好!假如不是被杖死,他的寿命肯定不会在欧阳询之下。从书风上看,此碑与《李秀碑》非常接近,属于纵逸的一路,但笔致更显老辣。横毫入纸,意如逆水行舟,笔中力强,这是李邕用笔典型特征。一般来说,轻重缓急往往在笔迹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尤其是初唐的褚遂良,观其点画的边缘线,便能知道它的运笔中轻重缓急和调锋等过程,故线条显得希奇的优雅卓约;而李邕则以直按直提法,即便是转折,也是意如画沙,锋尖直立于纸面,在点画的内部完成提按抑扬等运笔的过程,故线条之间始终洋溢着苍茫之气,所谓笔不离纸。这一技法从轮廓上看是一种简化,其实,则增强了运笔的难度。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但大都因可知又难以学成而视而生畏,其中发扬得较为完美的,可能就是徐浩的《朱巨川告身》和苏东坡的《赤壁赋》了。

  《四言古诗卷》  录束晳、东方朔、张衡、湛方生、陶潜、陆云、郭璞、嵇康、曹植诗十七首。麻纸本。行书。卷终署“天宝五载十月书北海李邕”,以郡守署衔显然是伪托。卷中“宣和”、“政和”等印皆伪。卷后有解缙、王世贞等人题跋亦靠不住。今此迹不知流落何处。从结体和格局上看,与李邕的字十分向近,但笔道与李邕相差实在太远。书法虽是视觉艺术,结体与章法等空间形式在其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这仅仅是个表层的艺术现象,书法最终是趋于“韵律”化的艺术,即唐张怀瓘所谓的“无声之音”,按我们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凝固的音乐”——这才是书法艺术生命的最深沉的本质。假如,抽调这一本质,就没有书法的艺术。也就是说,通过运笔的轻重强弱、少短快慢等节奏的变化,以及整篇不间断的韵律化的贯穿,来抽象地显现书法家的艺术化的情绪个性与独特的审美理想。而写字或写得像并不是书法的首要目的,关键在于其本质的相似性。从此书迹上看,虽貌似李邕,但在运笔的节奏上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李邕运笔可谓痛快淋漓,毫不迟疑,如万斗源泉,滔滔汨汨,左右盘旋,泻千里而不息,韵存而气盛。而此迹运笔极为迟涩,亦步亦趋,故形存意亡。从单字上看,诸如结体之类颇得李邕之姿,通篇而论,意不相续,气脉不连,加上字体较杂,有的出于《李思训碑》,或有的出于《麓山寺碑》等,由此可以推断此迹是先集字、后临仿的,整体上不调和、气脉不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出师表》  行书,无款绢本,割裂成册。前有“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后半及署款处残缺,故书者不可考。因书势甚似李邕,清《滋蕙堂帖》直署李北海书。今《中国字画》定为真迹。但此册不见宋明著录。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从气息上看,确实与李邕十分接近。但仔细看来,此册写得更为平整宽博,大小附近,少欹侧之势,这一点又近赵孟睿从直日悦项更多了几分浑博之趣;加上其中与李邕碑中常见的字相比,诸如“将”、“道”、 “有”、“事”、“为”、“得”、“能”等在笔顺和写法不合,用笔更趋于严整规范;从这些方面讲,虽不可能出于李邕之手,也是一位学李的顶尖高手。此册毕竟是墨迹,通过它去研究李邕的书法,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门径。此册在用笔上相当的严谨,基本上采用以侧取势的方法,以露锋为主,笔触往来,一目了然;结体趋于扁平,力取横势,点画往来,不是以势相承,而是以法相接;这些均开了赵孟钪群印5诖艘脖硐殖隽艘帐醴⒄构惴汗媛桑创有牧橹鞯街胤ㄖ鳎儆兄胤ㄖ鞯叫牧橹鳌庖谎吠吹墓獭5币恢质樘寤蚍绺袂饔诟叻迤诩洌舱撬俗呦蛩ト踔薄P∽龆觯コ龆朔指嫱恕@铉呤榭晌叫牧橹鳎Υκ救艘愿鲂曰纳ο质担淮瞬峥晌街胤ㄖ鳎史ù娑樟橹匝罚辖鞯谋澈笠簿褪且桓銮饔诮┗墓獭A硪环矫妫瞬岜暇故鞘榧碇鳎斜噬倭思阜殖涫挡悦V士淌笮Ч患选U庹猛铉呦喾础



曾经客居济南的文人们之三:李邕


在唐朝天宝年间,除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曾经到过济南,并在济南留下了题咏之作外,还有两位出名的文人曾到过济南,并留有相关诗作,其中一位就是杜甫诗题中提到的那位“李北海”、“李太守”,也就是唐代出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

文名满盛唐

李邕(674或678年 ~747年),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李邕天资聪慧,才力过人,幼承家学(其父亲是因给梁朝萧统编选的《文选》作注而享有盛名的李善),少年时以擅少辞章而闻名。武后少安四年(704年),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并荐李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民,由是召拜左拾遗”(《旧唐书·文苑传·李邕传》)。其后,李邕曾先后任左台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渝、陈、括、淄、滑等州刺史,汲郡、北海郡太守等职。在左拾遗和左台殿中侍御史任上,李邕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克奉职守;在做地方任职时,李邕则兴利除害、重义爱民、颇有政声。但由于锋芒过于外露、棱角峥嵘、性格耿介、不拘细行,李邕先后为武三思及中书令姚崇、宰相张说、李林甫等所妒嫉陷诬,仕途坎坷蹭蹬,屡遭贬谪外放,曾先后被贬为南和县令、富州司户参军、舍城县丞、括州司马、遵化县尉等。天宝六载(747),更是被李林甫妄加罪名,蒙蔽玄宗,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
李邕是一代名士。他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其能诗善文,尤少于碑颂。《旧唐书·文苑传·李邕传》载其有文集七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有《狄仁杰传》三卷、《金谷园记》一卷、文集七十卷。《狄仁杰传》与《金谷园记》两后均见载于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惜现均已散佚。清人丁丙所撰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著录有《李北海集》六卷,为明刊本,题“广陵李邕泰和著、明梁奚谷曹荃元宰定”,并云:“邕事亦具《唐书》本传,文集七十卷,《宋志》已不著录,此曹元宰摭拾零奇,编为六卷。”《四库全书》中所采《李北海集》即此本。《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五录存有李邕所作之文五卷,《唐文拾遗》卷一十六又辑补其文八篇;《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一录存其诗四首,《全唐诗补编·补全唐诗》中又辑补其诗三首,《全唐诗续拾》卷十二又补有其诗四首。
在明天,李邕的名气是绝对不能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的。然则,在唐朝天宝、开元年间的文坛上,李邕却文名满全国,名气要比李白、杜甫大很多,如《旧唐书·文苑传·李邕传》中即载:“(邕)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全国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李邕的才略曾深得唐玄宗的赏识,玄宗曾有《送李邕之滑台》诗相赠。李邕的才华还深得文坛宿耆李峤的赏识,李峤不但几次举荐李邕,而还曾作有《送李邕》诗。李邕与唐代出名诗人高适也过从甚密,高适诗集中与李邕唱和的诗作有三首,即《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宅》、《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
李邕“能文养士”(《旧唐书·文苑传·李邕传》中语)、“重义爱士”(《新唐书·文艺传·李邕传》中语),喜欢提携奖掖后进,其与杜甫、李白交往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李邕少杜甫三十余岁,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却于洛阳主动向杜甫“求识面”,使杜甫倍感荣幸和意外,并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两次述及此事,引以为荣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杜甫”条下开篇亦有句云:“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可见这事在杜甫生命中之重要。李邕与小自己二十多岁的李白也曾有两次过从,李白早年写有《上李邕》诗,另有四首诗中曾写到李邕。在当时,因为李邕的名视,这种交往对李白、杜甫都有一定的提携作用,尤其是对于杜甫。明天,李邕这个名字则因为李白、杜甫的这些诗篇(尤其是杜甫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李白的《上李邕》)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书名传后世

李邕善行书,其书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唐代吕总的《续书评》中谓其真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唐代窦蒙在《述书赋注》中说:“时议云:‘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宋代《宣和书谱》中则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明代字画大家董其昌在《跋李北海缙云三帖》则将其与书圣王羲之相提并论:“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李邕的行书对后世行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元的几位书法大家如苏轼、欧阳修、黄庭坚、赵孟畹任薏皇芷溆跋臁@铉呤榉ǘ院笫赖挠跋熘螅缚捎胙照媲洹Ⅰ宜炝疾⒓萜肭
在李邕活着时,许多诸侯权贵以及寺院道观常以金银财帛作酬谢,请他书写碑颂。据高似孙的《纬略》一书记载,李邕一生所书碑版达八百通之多,而且这些碑版几乎都是他自己撰文。对此,杜甫曾有诗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名满深视还,森然起凡例”(《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李邕传世的书法作品有《叶有道先生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也称《云麾将军碑》,全称则为《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开元八年(720年)立,碑在陕西蒲城县。《麓山寺碑》又名《岳麓寺碑》,碑额有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原石在少沙岳麓书院,今有宋拓本传世,此碑是最能体现李邕成熟的行书风格的代表作。

诗、碑留济南

天宝四年(745年)的夏天,时任北海(治地点今山东益都)太守、年近七十的李邕与杜甫相会于济南,二人一起宴饮于历下亭、登览李之芳建造的“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在济南游赏盘桓多日,成就济南文化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盛会佳话。杜甫因这次交游作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和《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等诗,这一点已广为济南人所知,李邕当时也作有一首题为《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的诗,这一点可能许多人就不知道了。
李邕的这首诗应是和杜甫的《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作于同时,诗前有小序云:“亭对鹊湖,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为齐州,制此亭。”诗中写到:“吾宗固神秀,体物写谋少。形制开古迹,曾冰延乐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云庄。雀跃汩烦促,永怀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见三光。负郭喜粳稻,安时歌吉祥。”据李邕该诗的诗序中“亭对鹊湖”及李、杜二人诗题中“历下古城”等语可以推知:李之芳所建的该亭应该位于古历下城北城城墙之上。
李之芳,生卒年无考,据后晋·刘昫等人纂修的《旧唐书》卷七十六《传记第二十六·太宗诸子·蒋王恽》中的记载可知:其为唐太宗第七子蒋王恽之曾孙,“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开元终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及禄山起逆,自拔归西京,授右司郎中,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边,侵轶原、会。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妇,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宋·欧阳修、宋祁等纂修的《新唐书》卷八十《传记第五·太宗子·蒋王恽》中的相关记载与《旧唐书》大致相同,但失之大略)。
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认为,天宝四年,李之芳在齐州(济南)建“历下古城新亭”时所民为齐州司马,此说不确。据笔者所见,现存最早记载李之芳当时为齐州司马者为宋人赵次公的《杜诗注》,而赵次公的此注应为一条误注,因为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李之芳当时为齐州司马的记载,而且清代各种杜诗注本(如《杜诗详注》、《钱注杜诗》、《读杜心解》、《杜诗镜铨》等)的此条诗注中皆无“司马”二字,所以李之芳于天宝四年所任绝非“齐州司马”一职。
20世纪70年代终,济南市考古工作者在泰山北麓出名佛教寺院少清灵岩寺进行文物普查时,曾从寺内的鲁班洞中发现了已断为两块的李邕于天宝元年(742年)十一月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颂并序》碑,该残碑高190厘米、宽90厘米,碑阳文共21行、满行41字,行书,在碑中段20字处断为两截,下石前9行佚失,后12行铭文亦残缺过半,可辨识的碑文共计528字。
关于此碑的著录最早见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据记载,该碑碑文的前半部分为序,以散文的形式记叙了灵岩寺自晋法定禅师建寺至唐开元年间立碑时的兴废过程。后中部分为五首五言诗形式的颂,其中既有对灵岩风光的描写,又有对高僧事迹的称颂。据文献记载,该碑早残,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前后,清代出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阮元在山东学政任上遍访山左金石碑刻、编纂《山左金石志》时已不能详其地点;咸丰六年(1856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清代另一位出名学者、书法家何绍基在济南主讲泺源书院期间,曾在灵岩寺鲁班洞中访得该碑的残碑半段,并做了拓片,还作《访得李北海书灵岩寺碑残石》(见《东洲草堂诗集》卷二十七)一诗,详细记述了其访得该碑的过程,以及对此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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