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永新中学）期间，因家庭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最让我刻骨铭心是常感到饿了。我从入初中到高中毕业，整整五年半，几乎都在半饥及营养不良中度过。那时每天的定量是一斤大米，即早餐中餐各三两、晚餐四两。那时我正处在发育时期，每餐吃三、四两米饭（食堂卖出的二、三分一份的菜里只有微量的食油），根本不够，达不到身体成长所需。更何况由于学校有所克扣，而实际一天不足一斤。克扣的方法是，在每一次用餐后，炊事员都把米浸好，待到一一量米准备蒸饭，米已经膨胀起来了。再加上炊事员量米时把大拇指扣到量米筒里面。这三两或四两一筒浸泡好了的米就缺了一个窟窿。按照我当时的饭量，在菜里没有多少油水的情况下至少要吃上半斤，然而只有三两不到。那时走“五大”道路，劳动时间又多，真是饥饿难忍。有时实在饿得难受，就吃两份饭，但吃两份饭的机会不能多呀！因为我没有粮票买。七十年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闹得最凶的年代,农村经济处于最匮乏时期。那些年，我们垦殖场旁边的农村生产队每人每年的定量都在三四百斤稻谷上徘徊。记得1971年最少，人均定量304斤稻谷，折合大米210斤（70%）。可想而知，哪来更多的粮钱去买两份饭呢？ 那时，一餐能吃上两钵饭，真是像过节一样高兴。记得我在任中（原永新中学）读书时，每天上午上完第一节课，就想吃中饭，但是要上完四节课才有饭可吃。当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一响，我便飞也似的往食堂跑去。刚吃完午饭就巴望着下午快点过，好吃晚饭。那时街上小吃部里的面条比较便宜，九分钱就可以吃上一小碗。但九分钱的面也是吃不起的，一星期能吃上一次面条就算不错了。有多少次星期天回到家里，我就是到处翻能吃的吃，或上山摘点野果子吃，有时在家附近山上挖点甜“不根”吃。偶尔跟哥哥到田里、水沟捉泥鳅、小鱼烫汤吃，这种饥饿的日子至今我记忆犹新。

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学阶段，我天生性格不好动、体育活动很少参加，较多的时间是在安静中度过，这样消耗的能量少也冲淡了引起饥饿及营养不足带来的苦脑，但个子矮，身高达不到同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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