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孔颜乐处

何谓“孔颜乐处”？远在北宋时期，大儒周濂溪就曾提示二程子（即程颢、程颐兄弟）：“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宋史·道学传》）我们既不知如何求快乐，不妨探本溯源，看看圣贤的快乐是从何而来。周敦颐是这样解释“孔颜乐处”的，他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第二十三章》，第31页)周敦颐在此提出的是颜回何以能够在贫困中保持心境快乐和身心和谐的问题。《论语》中孔子自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颜回都在一种朴实甚至简陋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快乐的原因并没有明白点出，但自然不是因陋劣的生活条件而快乐，而是因为有更深刻丰盈的内涵，一旦有所得，心灵便会获得自由，不会因外在环境的迁移有所改变。那么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颜回，孔子曾称美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又赞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俗人以贫贱为人生苦境，以富贵为人生目的，而君子是超越于富贵与贫贱之上的，认为人生中有着至富至贵、可爱可求乃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大”，即成圣成贤的理想。人若见其“大”，必忘其“小”，从而在心灵深处实现一种高度的充实、平静和愉悦。

显然，孔子、颜回之乐并不是因为贫贱本身有什么可乐之处，而是指他已经超越了贫贱与富贵，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个体有了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即使有着人所不堪的贫贱或唾手可得的富贵也不能使其心身失衡或丧失心境的愉悦。由此可知，周敦颐所言之乐实与世俗所言的满足物欲的快乐（生理快感）不同,它是一种内心自足的快乐，是生命的快乐，而不是指寻求一点生活的乐趣。《通书》多处言及此乐，如:“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通书·富贵第三十三》，第38页)概而言之，“孔颜乐处”是一种为追求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生理想信念而超越物质欲求的崇高精神境界。程颢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周敦颐），每另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6页)。受此教导，二程不仅“慨然有求道之志”，而且最终达到了“吟风弄月”、“吾与点也”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孔颜乐处”。

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一言蔽之是所谓“内圣外王”，也即是令人人都寻得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进一步将小我提升至大我，达到天下一家、大同世界的终极目标。保持个体身心的和谐与愉悦，一向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孔颜乐处”思想，就是希望通过倡导士子学人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并通过修养功夫实现个体身心的和谐。在周敦颐看来，人如果要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就要以伊尹为榜样致力于国家的治理，要像颜子一样去追求圣人的精神境界与实现个体身心的和谐。前者是外王之道，后者是内圣之道。外王内圣就是圣人的品格，就是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学的主要内容，“孔颜乐处”的基本要旨和最后归宿就在于此。

我们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人们的理想信仰或有缺失。在今天看来，“孔颜乐处”思想仍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其一，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身心和谐提供了借鉴。个体身心和谐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个体的所言所行时时处处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迁。因此，个体要实现身心和谐，就必须像孔子颜回那样时刻注意处理好社会关系，规范好自身的言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其二，为新时期重视人的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提供了范式。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些人丧失了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这是十分危险的。“孔颜乐处”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告诉人们，一个人的一生除了财富、权力之外，还有一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诸如品性正直、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神愉悦等等，“孔颜之乐”正是人类在道德追求的过程中超越了人类的物质需要、利害得失后所体现出来的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追求才是人生快乐的真正源泉。

探寻孔、颜之乐处，正是向古圣先贤撷取文化的精神，而这分精神并不空疏玄远，没有时代隔阂，而是平平实实地存在于我们日用之间，端看我们愿不愿意求、愿不愿意用而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快乐、幸福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