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同时在日本国出版

 

这次《我们侵华日军老兵应该怎样做》一文，纯粹是由照片故事组成的。

此文的梗概，是我怎么认识原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伊桥彰一、和宫永正风的。

在这个新书发布会上见面之后，盐谷保芳就常常问我：“作为原侵华日军老兵，我应该干什么？怎么谢罪才能表现我的诚恳？会不会被中国人理解？误解？”

 

我当时就给他出主意：“我现在自己追求的工作，就是完成‘人证、物证、口述史’这三方面的记录工作。我是作家，我要写报告文学。而你是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我看，你的任务：1，应该写出在中国作战的回忆录。我来翻译。2，应该搜集你们所在部队：侵华日军59师团存活的4860名（1985年记录数字）官兵中，收集文物。再送到中国的博物馆来。”

 

1997年，我写的图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由在北京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这本书获得1997年“十大畅销书”称号，还获得1997年的《中国图书奖》、《优秀图书奖》等奖项。于是，在日本国的《日本侨报》也出版了此书。

在日本国出版了，也要开新闻发布会、推荐图书会。所以，《日本侨报》出版社请我到日本国去。在日本东京的几个新闻发布会上，我受到不少日本国民的质疑，他们的主要的论点是：

“我们多位首相已经向中国表示了歉意，这就是‘谢罪’。为什么老让我们谢罪呢？”

我的论点是：“所谓‘谢罪’应该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比方：日本国会的众议院、参议院的会体国会议员（或者多数人）举手表决。就提案：‘是不是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谢罪。’进行表决。表决出是不是应该有这项国家谢罪行为。这才是所谓的‘谢罪’，或者是‘不必谢罪’的国会决议结果；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的表示。

——这也是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尊重’或者是‘藐视’所在。”

 

日本众议院是构成日本国会的议院之一。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与贵族院共同组成日本的帝国议会。而在日本国宪法下，与参议院共同组成日本国会。也就是说日本国会是由两个拥有各自的议决权的议院所组成，由这两个议院议决而形成议会一致的决议，这种制度被称为两院制，一般众议院中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一职。

自1889年至1945年，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当时的宪法为<</span>大日本帝国宪法> ，又称明治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团结的象征，对政府不具有干涉力。

日本的立法机关包括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480席的日本众议院。日本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首相有权解散日本众议院。参议院拥有242席，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一半，不得中途解散。日本众议院、参议院也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表决人数，决定国家的大小事情。

 

在新书推荐会上，我再表态：“比方，个别首相说‘对不起……’等等，那不是谢罪，那是对一个国家的蔑视行为。个人，怎么能够代表国家呢？比方，我强奸了日本女演员，那应该接受日本法律的制裁。而不是我个人说；‘对不起’就完事了一样。”

 

方军名片的背面的照片是侵华日军老兵给的。红色文字表明方军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态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扛着三八式步枪，戴着钢盔，枪刺上挂着太阳旗，列队走过卢沟桥时的情景。从此，爆发震惊中外的全面的侵华战争。

——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向中国人民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在东京的新书发布会上，无疑，受到来自于台下听众的发言攻击。首先，是日本学者、市民、听众的攻击。还有一部分攻击来自于与会的中国人。

中国人攻击我并不奇怪。抗战中，中国战场就有四大伪政权（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和300万伪军（皇协军）出现；有50多名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率队当日寇的走狗。我认为，这是少数国人的卑鄙习惯。

（这些人甘当走狗。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让他们入日本国籍。还不是滚回来？）

再具体列举：日本投降前，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人数是70万人。可是，皇协军、伪公职人员加起来就有百多万人。他们联合统治、镇压1945年时代的三千多万我国东北人民。平均人数是比例是1/30。

中国人攻击我的内容，在此省略。希望他们自己发布。

 

我受到的“二次攻击”主要发言内容是：

“我们日本老兵曾经是日本皇军，他们怎么可能向你表示忏悔、谢罪、悔罪、和反对侵华战争的思想？你是凭借‘自我想象’的杜撰行为。以赢得中国人‘阿Q精神’的自我快感。你们的电影艺术、文学艺术还不都是如此？但是，‘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不可随意臆造。你如果说是真的，请你此时此地拿出实际的例子（侵华日军老兵表示谢罪、忏悔）来，给我们看看？否则，你的书，就是‘自我安慰’的书！我们日本人叫‘自慰’……”

此时此刻，我纵有三头六臂也解释不清楚。我自己不能“举书为证”。

——我只能在主席台上干坐着，享受攻击。如坐针毡、百口莫辩。

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快散会吧？和日本人说不清楚；和中国的贪官污吏也是说不清楚。我自认是个‘让人嘲弄的傻B’吧？——我不能像孙悟空一样，把我采访过的侵华日军老鬼子临时捉过几位！纷杂之中，不由得，我想起我在新疆当铁道兵修建吐鲁番到库尔勒的铁路时的经历；我的汽车坏在戈壁滩上了，三天，我没吃没喝，只有一支冲锋枪，7发子弹。我当时想：——等死吧？——还是怎么自救？会有战友来搭救我吗？戈壁滩上没有标志物，他们即使来，茫茫戈壁、连天一片，又怎么找到我呢？……绝望！

 

就在这时，不约而同站起三个日本老头儿。他们拍案而起。

 

照片说明：讲话者叫丹藤佳纪。他原是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社长。1984年，我受外交部外事服务局指派，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多年，丹藤佳纪曾经是我的社长，他这次参加图书介绍会，其目的，是向日本读者介绍《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概况，和现代中国的《报告文学》的分类。

我们在北京工作时，曾经采访十几名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丹藤佳纪在《读卖新闻》上发表过不少评论和采访记。丹藤佳纪是和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新闻记者、学者之一。

丹藤佳纪是《读卖新闻》的老记者。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后，他是首位驻在北京的记者。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中南海、新华门早晨的升旗。第二张照片，是老首都机场夜间的灯光：“只有主席像”是亮的，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灯光。

他来参会给我增光、保驾不少。要不，日本右翼势力学者还不把我给吃了？

 

《日本侨报》社的社长叫段跃中，他曾经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到日本已经有几十年了。日本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当然也是他的出版社给出版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宣传，才能卖得动图书。这三位侵华日军老兵，都是通过他的关系来的：

曾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改造，认罪、谢罪、释放的伊桥彰一就是段跃中的朋友。

段跃中采访原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时，认识了原日寇59师团的伍长盐谷保芳的。

原侵华日军老兵宫永正风是买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后，自己找到新闻发布会的。

 

接着说日本老兵在图书推介会上拍案而起的事情：

 

伊桥彰一对与会的观众说：侵华战争时我在中国作战多年，至今一条腿是瘸的。日本投降后，我被抓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中国政府的长期、内心的教育，我认识到：“我们日本国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当时已经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了，心里不免涌出：“谢谢，伊桥彰一！”的念头。

盐谷保芳对与会者说：我作为日本皇军在中国作战四年，我中了六枪！都是贯穿伤！200米近距离射击的！你们知道什么是战争？你们经历过战火纷飞吗？我们日本人应该反对战争、反省侵华战争的罪行！并且，向中国方面谢罪！而且，战争是双刃剑呀！用中国话说：杀人三千，自伤八百！

宫永正风对参会者说：“我去中国作战时还是16岁的高中学生。在北京门头沟，捉着中国的抗日者就捆在柱子上开膛破肚。被捆着的人五脏六腑在瞬间就掉了下来……。可是，往往那人一时半会儿还活着，他还在呻吟……。我看，这本破书！就是这本破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写的不怎么样！这么残忍的事情书上没有写！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日本兵？他们见过战争的残酷吗？我是1945年1月被紧急招募的参军的，没有几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我把宫永正风的几封来信，通过宗颖编辑，送给樊建川的博物馆了。）

 

在另一个《日本侨报社》组织的图书推介会上，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武亚鹏出席。武亚鹏曾经是我的同事，不过，他是前辈，是领导。他的出席，增彩不少。

 

在中国大使馆旁边的文化会馆召开的图书推荐会上

 

在日本国所有的会议都不超过都不超过一小时。但是，我在会上遇到的直截了当的提问，和尴尬的局面，乃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竟然是原侵华日军三位老兵！这是我无法预先知晓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我非常感谢图书推介会的组织者，日本侨报的社长段跃中先生。

我在日本采访的原侵华日军老兵都是在“送外卖”的时候认识的。这次的三位，是在“会上”认识的。我1991年开始在日本留学，当时是两手空空去日本学习的，不像现在的留学生，全是爹妈给钱。我在日本学习就要打工，我有驾驶执照，所以，每天依靠送外卖挣钱。

中午饭一般是两点以前送去，下午至晚饭前是去各家各户收盘子的时间。

有很多原侵华老兵（当时都60多岁）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后，感到新奇，他们愿意和我聊天，谈谈过去在中国作战的往事。他们还互相介绍，说这里有个中国学生！

我在日本骑摩托车送外卖去过数百家日本人的家，单位。自卫队、警察局、按摩店、压酷砸（流氓团体），学校、市民家，女学生租住的公寓、老头儿、老太太……。其中，唯有原侵华日军老兵们和我最聊得来。所以，1997年才出版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

 

这次，又认识三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的伊桥彰一，日军59师团的盐谷保芳，和在北京门头沟驻防过的新兵宫永正风。

 

盐谷保芳是个热情的人。他1942年到山东泰安和八路军作战四年，身中6枪。1945年日本投降他随59师团撤退到朝鲜途中被苏联军队俘虏，押送到西伯利亚挖煤。后来，他在煤矿巷道中扛枕木时，脊椎受伤，被送回日本国。他1985年就带队几十人，十几次到中国山东泰安市谢罪。他们侵华日军59师团的师团长，叫藤田茂，中将军衔。他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教育后也成谢罪、悔罪，为中日友好做贡献的“中归联”的第一任会长。

盐谷保芳问我：“我们原侵华日军老兵怎么做，才能表达我们对中国的歉意？”

我一直主张：研究战争历史的钥匙，是“人证、物证、口述史。”我的意见，是盐谷保芳在日军59师团的“老兵协会”的官兵中征集文物。还有，就是在原侵华日军老兵中征集在中国作战的回忆录。

盐谷保芳哈哈大笑，他说，这两件事情办起来都不难，但是，要时间！

 

昭和60年（1985年）日军59师团人名录。共4860名幸存者。

 

盐谷保芳向我介绍：战后40年（1945年日本投降到1985年），侵华日军59师团还存活4860名官兵。他们还保持原部队的体制结构，还在互相联络着。其一，是每一年的4月2日，派代表到东京都的靖国神社给战死的官兵举行“慰灵祭”。还有，就是和日本的“遗族会”一起，和活着的老兵们慰问战死日本老兵的遗属活动。

 

侵华日军59师团的历史沿革。笔者认为，这是最真实的资料。

 

侵华日军59师团的历史沿革之二

 

侵华日军59师团在战后40年的1985年时，仍然保持着原59师团的部队构架。这让我这个中国陆军铁道兵的退役军人倍感惊奇。

 

这是侵华日军59师团亲历战争后的1985年保存的官兵通讯录

 

侵华日军59师团在1985年仍然存活老兵4860人，平均年龄63岁。这是59师团通讯录的最后一页，我统计：共4860人存活着。这上面，有联系电话、邮政编码、通讯地址。

 

 

大约半年左右，盐谷保芳还真是征集到不少文物。这些文物摆在他们家的院里。不过，我很是后悔，因为，我告诉盐谷保芳，军刀最好是军佐以上大军官的指挥刀。这样的刀更好。盐谷保芳说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所有的武器要上交。大炮、军舰要沉到海里去！军佐们保留的军刀，往往是祖传下来的，在日俄战争中用过。用这个理由，保存了下来。

 

盐谷保芳的老婆、儿子、女儿都希望他把征集到的原侵华日军59师团官兵们用的军用品捐献到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去。

 

1984年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认识第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他叫内山馨。巧了，他和盐谷保芳一样也是日寇59师团的。

1991年开始我在日本国利用留学生的身份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

盐谷保芳是日本投降以后，来中国谢罪次数最多的一位。而且，他送的文物最多。

本多立太郎在入伍前是《朝日新闻社》记者。他演讲的次数最多。本多立太郎在日本国演讲一千多场，在中国演讲至少五场。

 

盐谷保芳至少征集了80件文物，出了枪炮，侵华日军的常备军用品他都给征集到了。这里面有，军刀，军装，军帽、军靴、军功章，领章。帽徽、军用水壶、军号，等等。

我对盐谷保芳保证：我和中国三个博物馆联系，把你的东西分成三部分捐赠？这些博物馆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和抗战馆。盐谷保芳很是高兴，他笑眯眯地赞成。

 

此书的名字叫《来谢罪的鬼子兵》。作者的意图，只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展示战后70多年，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不同的历史观，战争观的。本文，只是叙述盐谷保芳希望表达就侵华战争的罪行，通过什么渠道才能达到自己的意愿；是记述这些发生过故事而已。

 

20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