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倒挂、村里警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已成为治安工作的瓶颈，也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绕不过的课题。

 如何破解？富有探索精神的北京警方自有高招，就是推行封闭化管理村庄的模式。

 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以试点村的身份率先“被吃螃蟹”，被封闭起来，也立即暴露在媒体和网民的聚光灯下。

 何谓封闭式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在村里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部分路口、村内人员车辆进出持证。

 仔细打量，你看，很象在老三余村再建一个看守所。

 为何选择老三余村作为封闭管理的试点？因为老三余村是上访聚集村。

 据了解，老三余的村民上访告状是出了名的。

 为名所累。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来京上访告状的人员慕名而来，也不断涌入，逐渐在该村形成聚集群体。

 “开始只来一两个人，随后越聚越多，很多上访者甚至有一种归属心理。”一名村民说。

  更切实的理由是，这里交通方便，租房便宜，上访的同行们分担房租，住上下铺。在一起还能交流经验，互相打气，互相照料。

   实际上，“封闭管理”对老三余村来说并不是少见多怪的事。早在北京奥运会、去年五一、十一前后，该村就曾被封闭过。

  而这次不同的是，村口赫然建起一排崭新的工作室，15个通村出入口将封闭13个，夜里只开一个正门，村里人凭出入证才能进入等。外来租户须三天之内到属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并补办出入证才能落户该村。

  这个颇似看管犯人的举措一出台，旋即引来媒体、网友的厉声斥责： 

  诸如“封闭式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以证管人不够人性化、村庄不是看守所……等等。

  不可否认，外来人口的涌入也使得老三余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村民收益多多。

  有人不无痛心的把该举措与日伪政权的“良民证”相比，更有网友谴责此举严重侵犯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属于“户籍歧视”，与首都的形象极不相称。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与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崇法一针见血的指出，“封闭管理”封住的不仅仅是外来人口，更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且还会对城市甚至国家的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封村断路，有百害而无一利。

  谁都明白，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外来人口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城市的繁荣与外来人口的艰辛劳动密切关联。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发展不可或缺。

 然而，外来人口一直在被歧视、被冷淡、被屈辱的边缘徘回。这些外来的城市建筑者和服务提供者，仅仅由于“户籍所在地”不在本市，就一直受到非居民待遇是很可悲的事，也是莫大的讽刺。

 这次北京市警方将地区治安问题完全推到外来人口身上，是对其人格的贬低和羞辱，显然有失公允，实实在在地在外来人员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

 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在探索城市管理的时候多些温情，融入点人性化的元素？为什么一说管理就马上想到围墙、岗亭和封村，把自己的辖区不经意的异化为“敌占区”，只有证明了我是大大的良民才能通过？

 基于此，有人不无担忧的指出，北京已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如果仅仅采取城防策略，与回到旧的计划体制有何不同？

  诚然， 北京和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集中的村庄治安秩序恶化是事实，但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饮鸠止渴，不能以藐视人的尊严为前提，重要的应该放置在文明开放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审视运作。城市的管理者更不能因为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就对所有外来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为设限制约人员流动，以堵截来应对复杂情况，简单地把一个个活泼的村庄都封起来、关起来。

  有专家指出，在一个社会流动已成常态的社会，“封”村的办法，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的基本常识。警方乃至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关心每一个社会细胞，将平等的关怀洒向每一个公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将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将民众积怨疏导于萌芽，真正建设起平安、健康的社区。如果每个公共场域都可以以治安为名建围墙、发证件，一个城市就被划分成若干个“堡垒”，治安倒是好了，但那还是现代化的城市吗？

 现代化、城市化的要义首先是社会的开放，消除妨碍人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切壁垒。置身于一个大流动、大变迁、大开放的伟大时代，地方管理者应该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维，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坚硬，总是不愿意放弃“关起来”的思维，尝试着走回头路。

 我们的思想解放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围绕尊重人、理解人开展的思想解放远远不够。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表现出大度、开放的胸襟，我们的文明程度就要大打折扣。而类似“看守所”的管理模式不止在北京，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显现。

 这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