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近代化的本质在于人的解放。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人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高扬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平等的权利，导致了近代化的大发展。中国若想实现近代化，也必须有一个人的启蒙、人的解放的过程。他强调，国民价值准则、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国民性的改造是近代化的关键。中国百废待兴，“而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立人思想：

    第一，确立独立自主人格观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鲁迅认为，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是民主的本原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体，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他说，法国“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通过国民教育的普及，这一思想传播到全社会，人们“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悟个性之价值”，由此动摇了传统的信仰和习惯，而致力于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实现，“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确立自主人格观和平等自由的权利意识对近代化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也必须由此入手。这种新的人格观突破了伦理本位的传统人格观，它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平等自由权利，人被置于本位和基础的地位，成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而不再淹没于儒家三纲五常人伦关系的网络之中。它的确立，必将使人们更自觉地投身于救亡和改革活动。

    第二，确立理性自主的科学精神。鲁迅指出，19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西方产生了物质万能和科学崇拜的思想，它忽视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时的主观能动作用，压抑人的创造力。这种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自大和长者本位的劣根性结合起来，导致了物质崇拜思想、宿命论和一切惟上惟官的被动思维方式。因此，为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并进而改造之，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即人们在认识世界时，绝不能囿于客观事物之间的现象联系，而应张大“性灵之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在这里，鲁迅特别强调理性自主的精神，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在社会生活中，摆脱了奴隶心态，具有自主人格的人才有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在科学活动中，由理性而不是由外在权威支配的，自觉参与认识活动的人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这种重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科学观表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

    第三，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中外古今文化。鲁迅认为，在构造中国近代新文明时，既要符合世界进步趋势和近代精神，又须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能认为西方一切皆好，无条件接受，而必须“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够“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同时，也不能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非，将一切罪恶归之于“古之文物”，而应在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对人性压抑扼杀的基础上，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进而对之实行符合近代化要求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弗失固有之血脉”，才能够融合中西之长，得到古今文化之精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第四，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鲁迅指出，在封建时代，个人对国家是依附关系，个人只是家族、国家、皇帝的附属品，不可能独立存在。由于个人的自主人格和基本权利遭到漠视，人们对国事缺乏自觉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因而国权也难以确保。辛亥革命前后，鉴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有人提出人权与国权对立论，声称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与国家的独立富强要求互相排斥、非此即彼，欲争人权势必有损国权，欲争国权就不能不牺牲人权。鲁迅对此加以驳斥，他说，在近代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既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依存关系。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权利是民主的本质，是近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使中国由既无人权也无国权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不但人权得以大张，国权亦得以巩固，“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