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经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转蓬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乌台诗案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这场诗案因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一言而决”。加之，同年同僚章惇时以翰林学士立朝，“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且以丑言诋时相（王珪）”。最后苏轼才幸免一死。自此，他随缘委命，随遇而安。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问我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黄州五年、惠州三年、儋州四年，道出了此三地成就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

黄州，崎岖谪路之始

苏轼因乌台诗案屡遭贬谪。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四十五岁，苏轼初谪黄州，寓居定惠院，写《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后居临皋亭，筑南堂。同年五月，苏辙送兄长家眷至黄州，留伴十日别去，赴筠州任。兄弟二人感情至深，时苏轼初仕凤翔府，与弟苏辙别于郑州，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以？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后知密州，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寄苏辙。乌台诗案后，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被贬筠州， 五年不得升调，可见兄弟二人感情至深。苏轼到黄州一年后，断了俸禄，故人马梦德向州守徐君猷申请五十余亩废弃官营供他使用。因其东低西高，名之东坡，苏轼始号东坡居士。次年正月，在东坡高处建茅房五间，四壁绘雪明志，自题门额“东坡雪堂”，后写《雪堂记》。这年秋、冬，苏轼两游赤壁，在临皋亭先后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写《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第四年，苏轼与好友张怀民游承天寺，写《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真实地记录了他被贬黄州的一个生活片段，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自我排遣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在黄州，苏轼潜心著述，显示出他对人生体悟已入殊胜境界。

惠州，已绝北归之望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五十九岁，苏轼以讽斥先朝罪名再贬惠州。下岭南之前，苏轼遣散一些姬妾，唯与王朝云、三子苏过随往（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王朝云，钱塘名伎，与苏轼相知于杭州通判任上，初识之时，朝云年十二，遂写《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寄寓了苏轼初遇朝云时心动之态。时纳为侍女，至黄州次年改为侍妾。苏轼原配王弗二十七岁早逝，十年后，时在密州的苏轼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后续娶王弗堂妹、王介幼女王闰之。比起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则凭着对艺术之体验，对感情之品味，与富有浪漫气息的苏轼相贴近。苏轼初谪惠州，买白鹤观地筑屋，又迁居嘉祐寺。当年七月，王朝云病故于惠州西湖之孤山栖禅寺，苏轼作《墓志铭》：“年仅三十四。”“侍先生二十有三年。”“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以绝。”清·伊秉绶书刻《墓志铭》。清·石涛绘“舟过六如亭”。苏轼初到惠州后，心情沉闷，让朝云唱《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不胜伤悲，哭而止声。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两人相知，可见一斑。王朝云卒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次年，白鹤峰新居落成，长子苏迈来惠探望。这年，其弟苏辙贬雷州。

儋州，投身南荒之安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六十二岁，苏轼移居惠州白鹤新居后，作《纵笔》自嘲：“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宰相章惇大怒：“苏子瞻大尔快活！”于是重议苏轼“罪过”，以莫须有的罪名再遭贬谪，责受琼州别驾，时苏轼六十二岁，仅携三子苏过一人赴徼边荒远之地，离惠州，经藤州，与苏辙相遇，同行至雷州。六月别弟渡海，七月至儋州。州守待之甚恭。次年，朝廷遣董必察访两广，苏轼被其逐出官屋，在城南桄榔林下买地筑屋，名曰桄榔庵。二月，苏辙六十岁生日，苏轼将黎胞所送沉香木给其祝寿，另附《沉香山子赋》。在儋州期间，苏轼兴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他也视此地为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实“此心安处是吾乡”之超迈。徽宗即位后，苏轼遇赦北返常州至闰州（今镇江）金山寺，见到画家李公麟十年前在驸马都尉王诜王晋卿之西园雅集时所画《东坡画像》，百感交集，遂题其画《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月后，卒于常州。临终前苏轼写信给其弟苏辙：“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过遵父嘱，次年，葬其父于汝州郏城钧台乡小峨眉山。昔苏辙出知汝州，苏轼由定州南迁英州，便道于汝，与弟相会。兄弟二人登临汝州郏县钧天台，北望莲花山，见莲花山余脉下延，“状若列眉”，酷似家乡峨眉山，即定此为终老之地。后，苏辙卒于颍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元时，郏城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又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即成三苏坟。

豪迈，笑泯恩仇之气

苏轼平生，成也豪迈，伤也豪迈。他的诗文，字里行透出恢弘壮阔，抒发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大气，仿佛世间一切尽锁笔尖，这种真性情也让其仕途坎坷，几度贬谪。“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一段段艰辛的贬谪之路，苏轼已将昔日怨恨揉于心尖，化为笔墨，一笔勾销。苏轼别黄州赴汝州任，途经金陵时，逢遇曾经互怼不休的政治对手王安石，王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迎至江边。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心力交瘁的前宰相，两人相见，却相谈甚欢，苏轼留一月方别去。时苏轼写《次荆公韵四绝·其三》：“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体现了苏轼的宽容之心和仁爱情怀。并在敕书中高度评价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时任宰相的章惇曾经一手策划了二苏南迁、差点客死他乡的悲剧，但在后来章惇被贬雷州时，时已北归的苏轼闻之“警叹弥日”，致书其甥黄寔以示安慰。后苏轼还次京口，时章惇雷州命已下，其子章援投书叙师生之谊，并委婉恳求苏轼援手其父。对于既往恩怨，苏轼一笑泯之，称自己与章惇相交多年，虽“出处稍异”而“交契未变”。苏轼与章惇有过交集，以前交契较深，两人分裂源于党争，可谓“等闲变却故人心”。但饱经风霜的苏轼面对同样风烛残年的章惇，往昔之怨隙已经消散殆尽，故有“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之叹，并表明自己“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苏轼筑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山，他突破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包揽了中国人的坚毅、豁达、豪迈和超脱，成就了他“坡仙”的尊称。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并赞叹其显露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从古到今的人物中，实属鲜见。“问汝平生功业”，是苏轼平生最后一问，也是一代文豪流于世间最后岁月的“天问”。其壮士暮年、美人迟暮的悲怆迸发于字里行间。“黄州惠州儋州”，则见证了苏轼在这三个时期文学成就达到巅峰。苏轼扪心自问，才发觉其功业正是在被贬谪半生、飘零半生的江湖之远，最后由衷地向自己发问的。

　　　　　　　　　　　　　　　　　　　　　　　　　　　　　　　　2017年12月29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