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男人，我对孔Johnny说过的“君子远庖厨”颇不以为然。庖我不会，厨却是越来越喜欢。旺火炒菜的时候，看着火苗在锅里起舞，那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快感。毕竟，现在能让人自如掌控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做饭算一个。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在青岛，可选择的食材远比北京丰富，所以我隔三岔五请虾兵蟹将下油锅。再苦不能苦食欲，再穷不能穷胃口。

    昨天傍晚在厨房里烹制晚餐，火上浇油、添油加醋的时候，拿着那瓶酱油，顿时联想到“打酱油”。其实酱油是真的可以打的，在家乡，那座赣东北的小城，有位挑着两只酱油桶的老大爷，静脉曲张的黝黑双腿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在弄堂里四处游走，用嘶哑的嗓音叫卖“打酱油哦”——所谓的“酱油党”，大概源于此？

    他的叫卖声中有苍凉，也有坚定，但对我而言，更多的其实是诱惑。每次我一听见他的叫卖声，肚子再饱也忍不住想吃点什么，比如人间一等美味酱油拌饭，酱油已经远远超出了调味品的意义，而荣升为高级香料。有幸几次跟着奶奶拿着油瓶去找他打酱油，当酱油桶的盖子揭开，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那股令人很难抗拒的异香让我几乎昏阙，我也无可救药地变成巴甫洛夫实验里的那只小狗。

    除了酱油，其他的日常用品也是可以“打”的。没有家乐福沃尔玛，流动无照经营商贩自然会把物美价廉的生活所需送上门。比如面包，那东西真是害死人，因为家门口一旦飘来那位推着自行车的留着胡子的男人“卖面包哦”的叫卖，我就如坐针毡，想放下书到家里一切可能找到钱的地方收集两毛钱，换一个松软可口回味无穷的豆沙面包。

    比如米粉，米粉不是买的，而是换的，用一斤米可以换半斤米粉（大概是这个汇率，卖家挣差价，物物交易）。每天清早，“换粉哦”的叫卖声忠实地把家庭主妇们叫醒，换粉为一家老小准备早餐。或煮粉、或烫粉、或炒粉，反正筋道的米粉怎么做都好吃。老一辈的家乡人，到现在还把买米粉叫做换粉，尽管那种交易方式已经消逝了很久。

    比如“米酒酿”，米酒，严格说来不是酒，是一种糯米发酵而成的甜饮料，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的这一年夜饭必备良品，也是孩子们唯一被允许喝的“酒”。而米酒酿，就是制作米酒的酵母，白色的小丸子，闻起来酸酸甜甜的。而春节的大幕，就在“卖米酒酿”的叫卖声中开启。

    比如“羊角糖”，这种赣东北小吃用糯米炸成，呈弯曲的羊角状，上面洒满白糖，香甜可口。卖羊角糖的叫卖很有意思，不是“卖XXX哦”，而是一针见血的三个字“羊——角糖”，但听起来像是在唱山歌。如今羊角糖似已灭绝，最近几次回到家乡，已经没见到卖的了。

    另外一个谋杀可怜的零花钱的凶手还有冰棍，一位头发自来卷的大妈，把一把木骨遮阳伞撑在闹市的十字路口，安坐在一个装着无数宝贝的大冰柜后面，叫卖“白糖绿豆雪糕棒冰”。用普通话念白无法体会其中韵味，家乡方言才能传神。我经常用一毛钱买一只绿豆的，躲在路口的梧桐树后吃，吃完了抹干净嘴再心满意足地回家。大妈对我的消费记录保密很严，从来不透露给任何人，主要是我妈妈。

    除了食品供应商，家乡的服务供应商们的叫卖也值得称道。比如收破烂的，“有旧书纸壳烂铁卖吧？”，那个老头缓缓地骑着26的自行车，叫卖一声，就摇一下车上的铃。这句叫卖明确了他的业务经营范围：旧家电的不要，太大，自行车驮不走（当然，那会几乎没有哪家有旧家电，都恨不得一台电视用一辈子），也体现了当时家庭废弃物的主要来源——没有易拉罐或饮料瓶。

    当千家万户的燃料升级为罐装液化石油气后，家乡叫卖图也有了最新也是最后的版本：“换煤气哦”。交通工具也升级为电动三轮板车，伴随着“换煤气哦”的叫卖声，是煤气罐在板车上晃荡的叮叮咣咣，以及电动机的运转声音。换煤气的通常都是勤劳本分的小本经营，从煤气站运来，然后加点辛苦钱卖出，挣很低的差价。经常给我们家换煤气的是一个身高不到165厘米的黑矮精瘦男人，诨名唤作“番鸭仔”，皱巴巴的短袖衬衫常年不扣，他要负责把新气罐从楼下搬运到家里，然后换下旧罐子。小区的楼房没有电梯，最高7层，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生活。

    家乡的市井气息，是每天萦绕耳边的方言叫卖声，是弄堂口早点摊弥漫着香气的白烟，是深夜大排档里的啤酒和田螺。从小城市去了大城市，又从大城市来到中城市，无论是在一座城市征战，或者只是路过，我都试图在人群之中寻找乡音，但从未如愿。现在，蛤蜊代替了田螺，馒头代替了烧麦，生活的航班永远不会晚点或延误，准时的旅客却绝不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