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神话》李月庆 孟群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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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能大踏步地前进，离不开教授的杰出贡献。他们是课程的生产者，也是一所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位外国教授加盟中欧，并不是他们想来，中欧就接受，而是中欧与教授双向选择的结果。绝大部分中欧教授本身是著名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他们通常在北美或者欧洲很有市场。

　　在中欧，作为最繁忙的EDP部门的总监，我经常忙到晚上八九点，甚至十点下班，但我在收好行装，发动吉普车准备回家时，常看到一些教授家里的司机刚刚来接他们，甚至还有教授忙到更晚。这在西方国家也很普遍。我们再去看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有人会那么晚下班吗？我想有，但是数量很少。这不是单纯的个体问题，更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商学院是否被纳入了市场体系。国外商学院的市场化机制决定了：教授就是耕耘一生的辛苦命。

　　在国外，一位著名教授的成长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名校的博士，而且具备公司经理人背景或者咨询业背景，要么在拿到博士之前就有，要么在拿到博士之后获得。然后，他们来到商学院，先做助理教授，然后是访问教授，再申请成为一所学校的终身教授。只要拿到这一资格，学校不能再辞退你，哪怕你混日子也不要紧，除非触犯法律。

　　终身教授是每一位教授的里程碑。如果一个教授还没有拿到“终身”资格，说明他火候还不够。在这之后，下一个里程碑就是捐赠教席教授。亚太一些地区将其称之为“讲座教授”，这是不准确的。学校往往会推荐最大牌、研究最卓有成就的教授来参与评选捐赠教席教授。在美国最大的商学院中，每个专业只有一两位教席教授，这是对学校，也是对捐赠教席教授本人的认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西方人先拿到名牌大学博士，再拥有管理咨询经验，比如在读博士之前或之后参与了企业管理，才能成为终身教授，最后变为教席教授。这个过程相当辛苦。他们要在一流杂志上发表一流文章，类似《管理杂志》、《营销管理》、《市场营销杂志》、《科学管理》等。这些杂志都是季刊，由于强者如林，只要能发表，就相当于进入了“王者名单”。所以很多教授的文章通过杂志编委会审核之后，要等一年之后才能发表，但他们也愿意等待。

　　一流文章来源于一流的实践，实践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教学实践，通过给一流的学员授课，得到学员的反馈。这些学员来自大牌的公司，他们是教授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提供一线的最新管理动态。而另一方面是咨询实践。教授必须主动为企业作咨询，其前提是他们已经在商学院获得足够的地位，而且拥有足够好的经理人、咨询背景。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接受。

　　可见，两条路都不轻松。拥有经理人和咨询背景、通过艰苦的研究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给最优秀的经理人上课，给大公司作咨询，样样都不省力。很多人因为每年的文章发表不够，就一年年被拒绝，无法成为终身教授。他们只能被辞退，到二流甚至更差的学校任教。这就是著名的“不升即离”(Uporout)规则。教授的成长过程不比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容易，这个过程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在中欧的经历告诉我，要成为一流学者，首先要有成为精英的思想，有野心和愿景去做出该领域内最优秀的东西。其次，为了这一目标付出毕生的精力。很多人半途而废，或者中途倒下，以至于只有极少数人走到了这一步。

　　近几年，美国的优秀教授数量比欧洲多，这与美国的文化有关。他们把教授当成经理人、当成创业者使用。据我所知，在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大学，有不少教授累死在讲台上，死在研究岗位上，也有因为脑溢血而无法继续工作的。

　　有人会说，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不平衡。这两者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或许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但在找到它之前，很多人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者，就是贡献者。而且，一个社会不只是要农民勤劳，更重要的是要让智慧者勤劳。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复兴。

　　教授能成为富豪？

　　北美和欧洲商学院的教授们都抢着上一流的课，争夺与业界精英“面对面”的机会。为了得到一流的课，他们要写一流的文章，只有这两者兼备，才能为一流的公司作咨询，企业老总才愿意请他们去。这时，一流的咨询可以反哺于教授的科研，这就是良性循环。当一个教授做到这一切，即使他所在的学校不给他待遇，社会也会给他高待遇，各大企业也会争相追捧。

　　西方的教授可以获得价值的平衡。他们有精神世界的追求：有愿景、要成功、要名誉，这与金钱没有关系。但当他们完成了人生的目标，社会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因为这笔回报，他们在物质上又得到了满足。物质的满足让他们更加看中精神追求，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遇到的西方著名教授都是富有者。美国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在海滩有别墅，还有法拉利、保时捷跑车。中欧的温伟德教授就有法拉利跑车，还有500平方米的公寓房。说教授会贫穷，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或许学科与学科之间有区别，但他们应该都属于富有的阶层。

　　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国家鼓励精英分子为国家作贡献。他们确实作出了贡献，但是一辈子都很穷、很苦，甚至被穷死苦死。美国人也会累死，但他们不会被穷死。想想，一个搞科研的教授在家里还要捅蜂窝煤，过着贫穷的生活，怎么搞一流的科研？所以，在国家财力可能的情况下，应该给科研人员更高的待遇。

　　我刚分到上海交大成为青年教师的那年，曾经听交大党委书记邓学初作报告，他说：“如果交大的教授还要推着‘破坦克’(破自行车)，为一斤蔬菜半斤咸鱼和小贩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他就做不出一流的文章。所以，我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这些话很朴素，但却是真理。交大的工资改革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成功的。老交大2/3的人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依然在八九十年代迅速崛起，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