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你的痛苦
转自 2010-07-18 南方都市报 文:王一方 

《疾痛的故事———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美)阿瑟·克莱曼著，

方筱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版，

31.00元。

摘要：24年前，阿瑟·克莱曼(中文名凯博文)所在的哈佛大学通知他可以去休学术年假，这意味着这一年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自由阅读与写作。常年沉浸于教学与研究园地里的他此时盘算着怎样逃出学术的象牙之塔，写一本公共理解医学的书。不过，说惯了学术“方言”，改口对大众讲“普通话”，还确实不易，在夫人的鼓励下，费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本《疾痛的故事》。

    24年前，阿瑟·克莱曼(中文名凯博文)所在的哈佛大学通知他可以去休学术年假，这意味着这一年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自由阅读与写作。常年沉浸于教学与研究园地里的他此时盘算着怎样逃出学术的象牙之塔，写一本公共理解医学的书。不过，说惯了学术“方言”，改口对大众讲“普通话”，还确实不易，在夫人的鼓励下，费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本《疾痛的故事》。

    可能是哮喘病(具有慢性历程与急性发作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躯体、心理、社会适应性改变)的病患体验促使他审视疾病时怀着医生与患者的双重角色、双重理解，于是，开篇文字就在语义上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然而，现代医学信奉单边主义的“真相大白”，唯机器检测的结论为准绳，在技术主义的喝彩声中一路裸奔。进入这样的临床路径，必然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呵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就这样，技术与人文疏离了，现代医学迷失了，丢失了仁爱的圣杯，逐渐被技术主义所绑架，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成为不可爱的医学。

    克莱曼在序言里一口气讲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他做实习医生阶段。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个可怜的7岁女孩，全身大面积烫伤，需要每天做冲洗体表腐肉的漩流澡治疗，这是一项极其痛苦的治疗术，孩子完全无法忍受，每一次都会高声尖叫，并尽力反抗治疗。克莱曼被指派去安抚这位小病人，他几乎使尽了全部招数也无法缓解孩子的痛苦，也无法让孩子安静下来，最后，只好让孩子将每一次水枪喷射到皮肤的感受述说出来。于是，这个小女孩努力去捕捉痛苦起落的每一丝感受，寻找恰当的词汇表述出来，与这位年轻的实习大夫悉心对话。这一招比其他办法都管用，孩子安静了、驯服了。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妪，一战期间，她从一名军人那里染上了梅毒，并导致了心血管损害。在长达几个月的随诊中，克莱曼通过老妪的叙述明白了污名笼罩下的病人如何度过躯体痛苦、心理屈辱、社会歧视的多重压迫，叙述本身也帮助病人逐渐解脱出来。这令他回味起医圣希波格拉底的教导：“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无疑，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

    克莱曼20世纪70年代末曾来过中国，与湖南医学院的学者合作，从事神经衰弱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份独特的研究经历激发他以医学人类学方法来探索疼痛与生活境遇、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勾连，也丰富了日后叙事医学的路径和素材。他由慢性病的疼痛体验与叙述出发，扩展到欲望的挫折，失望与绝望，最终到死亡想象，从久病、疑病、诈病者到治疗者等不同角色的故事(叙事)类型进行了深入地开掘，并升华为一种慢病治疗的方法论，为发端于哈佛校园里叙事医学新潮开辟了航道。在美国，医学创新喜欢剑走偏锋，两极开花，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注重客观与实证建构的“循证医学”同注重主观与社会建构的“叙事医学”互为楚汉，形成张力(犹如西装与领带)，相形之下，富有“太极思维”的中国医学界似乎不领会“反弹琵琶”的意义，仍死守在客观主义的马厩里踏步不前。无疑，200多年的近代西方医学的历史轨迹，显示出一条明显偏重于客观操作、实体追溯的研究路线，将病人当作一个纯粹的实体，进行工具性的观测和控制，人的主观存在(内在性)与个体经验就被归于虚幻之境，意象、梦、幻想、爱、勇气、痛苦、恐惧都被挤压到从属地位，人的精神活动与心理现象的独特价值就被湮没在技术服务之外。叙事医学的价值就在于纠正这种偏差，寻找新的出路。

    书写到结尾，克莱曼有些动情，他无限感概地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由将军们单独来运筹；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只由政客来闭门操控；疾痛与医疗太重要了，不能仅仅诉之于医护人员一隅，也不能只有客观性探索一条路径。因此，患者的叙述，疾痛的故事，叙事的医学都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唯有多元、兼容的姿态，才会有可爱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