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迫于生计问题，那麻木不仁的脑袋居然突发奇想要去革命。令人悲哀的是，在革命对象的选择上，他和他真正要革命的对象所选择的是惊人的一致。当他赶去静修庵“革命”时，老尼姑悲愤地说：“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样呢？”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渗透了鲁迅对民族精神中革命意识的深沉反思。

    鲁迅要反思的并不仅仅是辛亥革命的失败，选择一个无业农民的“革命”活动以及他可悲的“革命”思想来描写刻画，本身就带有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整个民族传统的革命意识的彻底反思性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分合聚散、王朝更迭、农民起义，贯穿始终的革命意识无非是要争做真命天子。所谓“殷革夏命”、“汉祖革命”，都是什么“顺乎天”，为着“取而代也”、“开建帝业”，争天命之正宗所在。或见人富贵威风，就觉得“大丈夫当如是”，或以为王侯将相并非有“种”，所以要等贵贱、均贫富等等，从未有人想到要从根本上去革命。因而，即便是农民，“革命”成功了，也无非取原帝王而代之，从此也成为帝王将相之“种”。所谓等贵贱均贫富，只是“革命”前想与统治阶级等之均之，等到自己也贵、富起来时，就再也不会与贱者、贫者谈“等均”之事了。谁要想“等均”之事，又是一个“革命”与杀头的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了两千年。鲁迅从这里发现了民族群体中那比恶狼“更可怕”的，“永远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的东西。

    故此，阿Q与统治他的人在“革命”对象选择上的不谋而合，老尼姑把二者看作一路货色通称“你们”，都具有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的深刻寓意。阿Q本不过是千万“愚弱”的看客的象征，而他最终又“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呐喊·自序》）。老尼姑“革过一革”的痛语，与其说是鲁迅“幽默”的词类活用，无宁说是体现了国民对革命一事的麻木无知的语误。

                                                    （载《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10月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