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崇礼墓位于宁阳县堽城镇辛家店村吴家林。吴家林是一个小自然村，为吴氏后人守墓聚居于此，逐渐形成。

吴崇礼(1552—1626) ，字彬卿，又字体严，别号节庵，宁阳县城吴家巷人。他自幼天姿聪颖，好学不倦。14岁补邑诸生，县令秦吉士一见“即以公辅期之”。万历七年（1579）中举人，十四年(1586)成进士，走上仕途。此后活跃于明朝政坛四十年，成为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万历、天启年间，历任兵、刑两部尚书。死后葬于此，全族人移居于此，看守陵墓，故称吴家林村。

据记载，吴崇礼墓占地70余亩，过去有牌坊、石门、石人、石马等，可惜均被毁。后人于近年重立墓碑。

根据下面的资料，可以更好的了解吴崇礼。

（据北河文存博客，感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8bece0102dsfn.html）

吴崇礼(1552—1626) ，字彬卿，又字体严，别号节庵，宁阳县城西街人。他自幼天姿聪颖，好学不倦。14岁补邑诸生，县令秦吉士一见“即以公辅期之”。万历七年（1579）中举人，十四年(1586)成进士，走上仕途。此后活跃于明朝政坛四十年，成为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万历、天启年间，历任兵、刑两部尚书。 

一、情系民生的清官廉吏 

吴崇礼出仕后，首任山西蒲县知县。当时蒲县持续大旱，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吴崇礼下车伊始，便走村串巷，问民疾苦。接着奏请朝廷免除蒲县当年赋税徭役，赈济灾民，借贷耕牛和种子给农民，召回外出流民，使蒲县经济很快得到复苏。其后，因才能出众调任临晋（今山西临猗县）知县。临晋兵民杂居，号称“难治”，士民“尤喜健讼”，积案无数。吴崇礼到任后，从整顿吏治、严惩奸恶入手，宽猛兼施，恩威并用，临晋很快得到治理，不惟县内称颂，而且“四境贴服”。临晋北部多山，人民饱受缺水之苦。吴崇礼捐出自己的俸禄，在北部山区多处凿井，方便了山区人民。

万历二十年(1592)，吴崇礼因仁政爱民擢升为山东监察御使。这年，山东发生特大饥荒，饿殍遍地。吴崇礼考察之后迅即上奏：“臣昨由山东入京，时目睹百姓流离载道，自南而北络绎不绝，憔悴枯槁，无复人形。沿途鬻妻卖子，壮年之妇止易斗粟，十岁之男仅易数钱，弃婴孙于沟渠，抛垂白于中路，饿殍枕藉，盗贼公行，路人相食，一切不忍见之景象，大都与东明所陈者相同。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始于失民心者。山东密迩畿辅，为第一藩屏，今虽饥饿切身，然犹朝夕延颈以觊恩泽，忍死而不敢为乱。万一人心涣散，奸雄之徒乘机鼓煽，啸聚猖狂，窃弄锄梃于潢池中，彼时岂能为帑藏之乏置而不问乎？势必议抚议剿，无论所费不赀，然驱良民而为盗，陷赤子而入于刑，皇上爱民之本心，恐亦大有所不忍者，可不急救而预防之？乞亟发帑金十万，及时以赈山东，庶嗷嗷待哺者不尽为沟中之鬼，而汹汹不靖者亦可以消未萌之奸。”万历帝看到吴崇礼奏章后，深以为然，即拨出库银五万两给山东赈灾，避免了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不久，吴崇礼擢升为两淮盐政按察使。上任后，吴崇礼革除了多年弊政，清除了内部蛀虫，把过去为官吏分肥的转运盈余也悉数归公，自己则分毫不染。当时朝中首辅赵志皋之子赵凤威为两淮漕运副使，有贪赃枉法行为，吴崇礼依例弹劾，无所回避，使赵凤威受到“停俸” [1]的处罚，“时称其公”。

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崇礼因父丧回家守制，三年期满后，又被朝廷起用，仍任原职。次年（1600），奉命巡按淮扬。

这年，黄淮河水暴涨，水患威胁到了凤阳的明祖陵，皇室震恐。吴崇礼考察之后，建议“自蒙墙寺西北、黄河湾曲之所，开浚直河，引水东流。且浚李吉口至坚城集淤道三十余里，而尽塞黄堌以南决口，使河流尽归正漕”[2]。工部尚书杨一魁认为崇礼之议为“正策”，依计实施，遏制了水患。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吴崇礼又上疏指出：河、漕事权不一，互相推诿，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建议河务与漕运分派专人负责，使责权明确，互不干扰。朝廷采纳了吴崇礼的建议，自此河务专责河臣、漕务专责抚臣，结果河、漕两利，凤阳再未发生严重水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崇礼改任两浙按察使；三十三年（1605），代天子巡关阅兵，均能不负重望，“并著声绩”。吴崇礼作为著名御史，时人“比之贾傅（汉代贾谊）、陆忠宣（唐代名相陆贽）”。

万历三十五年(1607)，吴崇礼改任大理寺右寺丞，不久晋升为右少卿。他执法明允，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这年，廷议推举礼部尚书李廷机为首辅，三公九卿均上疏保奏，吴崇礼却不肯参与。他认为：“台臣职司参驳，不闻有保举也。”表现出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的鲜明个性。

二、抚绥有方的边防重臣

朝廷深知吴崇礼才能堪当大任，遂于万历四十年（1612）擢升吴崇礼为右副都御史兼顺天巡抚，统辖顺天、永平二府政务，兼管蓟州等处边防军务。地处辇毂之下，身兼安内攘外，时人论此职之难有四：一是京城以北多山，常有灾害失收；二是太监横行，经常制造事端；三是兵民杂处，不时会有冲突；四是临近外夷，战守均需得宜。而最大的难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朝廷百官均可对京师管理指手画脚，众口难调，很容易产生矛盾或误解。[3]吴崇礼深知责任重大，到任后即着手整饬蓟州等边关地区守备，加强了对境外势力的侦察力量，做到知己知彼；修缮了边防将士的武器装备，使其来之能战；简选精兵劲卒按实战要求加强操练，并时常亲临检查。吴崇礼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冷静对待边防动态，严令将士决不可惹事生非，避免引起不应有争端。在政务方面，及时赈济灾民，处理纠纷，并与阉党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吴崇礼治理下，北部边陲保持安定，“蓟北千余里锋销鼓卧”，京师百姓安居乐业。

自嘉靖朝开始，蒙古族鞑靼部趁明朝衰弱占据了河套地区。嘉靖二十六年（1550），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史称“庚戌之变”。此后常有冲突，致北境不宁。明穆宗时，明朝与鞑靼部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史称“俺答封贡”，北疆局面开始好转，“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神宗初年信用张居正实施改革，一度出现中兴局面，但万历十四年（1586）后，神宗即不再视朝，朝野党争严重。万历四十年（1586）以后，河套顺义王卜石图因初袭封爵，权力还不足以控制所属诸部，致使元人后裔虎敦图盘踞的察汗尔（今称“察哈尔”）部坐大，经常联合各部落寻衅滋事，无理要求明朝给他们“封赏”。为确保北疆安定，万历四十三年(1615)，朝廷擢升吴崇礼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总督，负责京师西北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不久晋升为兵部尚书，仍兼总督。

吴崇礼到任后，亲赴顺义王府召集各部首领“申明约束，宣布恩威”，正告他们与大明为敌违背天理人心，如执意妄为，必遭严惩，下场可悲。各部首领摄于其威严，表示愿受明朝节制，不与虎敦图合作。吴崇礼深知这些部落首领很容易见利忘义，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他高度警惕，加强防守，“时出机权制其变”，对敢于寻衅滋事者随时给予打击。次年，猛克什力等部落不听劝阻进犯延绥边境，吴崇礼令总兵杜文焕以精兵阻击，连战皆捷[4]。这一胜利，使河套东西诸部如火落赤、摆言太、吉能、切尽、歹青、沙计等受到震慑，纷纷求请入贡，虎敦图部则迁往东北[5]。吴崇礼在任五年，基本保持了京师西北边境的安定。

三、鞠躬尽瘁的刑部尚书

万历四十八年(1620)，吴崇礼因继母去世回家奔丧。这时他虽已年近七十，仍恪尽孝子之礼，“衔悲泣血，孺慕不衰”，见者无不感叹。

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徐鸿儒作乱，陷郓城，犯滋阳（今兖州），攻破邹城、滕州。宁阳也如临大敌，全城戒严。吴崇礼此时正在家守制，便出资招募勇士加强城防，自己也与地方官员一起率众登上城墙防御，终于使宁阳免遭兵火，“比闾恃以无恐”。与此同时，吴崇礼致书山东巡抚赵彦，推荐老部下杨肇基“久将习兵，才足办贼”，“（赵）彦乃悉以兵事委肇基，遂平寇难，擒鸿儒等十八人，悉伏诛。不数月，山东平”。可知吴崇礼在平定白莲教暴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启五年(1625)，吴崇礼因德高望重被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当时，清军已攻破旅顺，东北边境危急。吴崇礼接旨后，星夜驰驱，进京赴任。适逢宦官魏忠贤刚升为“秉笔太监”，因不满吴崇礼从不附己，竟盗用皇帝名义将其罢免，改用私交王永光为兵部尚书。

吴崇礼随后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吴崇礼长期担任御史和大理寺官员，曾巡按多省，深知当时吏治腐败，冤假错案甚多，发愿“誓必大宣主德，广布皇仁，使囹圄空虚，乃吾愿耳。”[6]到任时，正赶上“热审” [7]，他不辞炎暑，亲检册籍，夜以继日，纠错洗冤，以致积劳成疾，于天启六年（1626）八月二十七日卒于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成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定襄。崇祯初年，魏忠贤被诛，崇祯帝以吴崇礼“功在两镇，不党逆阉”敕建专祠，春秋致祭。

四、高风亮节的深远影响

吴崇礼一生不仅历任要职政绩卓著，文治武功载入史册，其为人处世也堪为表率。《宁阳县志》称道吴崇礼：“气貌温和，襟宇冲旷，与人交若溪若谷，无所不涵，茹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居家俭素，既贵，田产不加畴昔，被服若儒生。至义所当为，则倾囊无所吝。”他任山东御史时因为山东灾民奏请赈济，受益的兖州、曹州、临沂、聊城四府合议，要为吴崇礼建生祠，以旌其功。他闻讯后，立即发书制止，说：“但愿泽被于当世，不求流芳于千古，只问心无愧尔！” 

民间还一直流传着他的轶事：族人修建吴家祠堂时，适逢西邻李家扩建住宅，两家因一墙之地发生争议，到县衙打起了官司。李家也是当地名流，县令见是两强相争，不敢过问。族人写信送到京城，意在让吴崇礼以权势向县衙和李家施压。吴崇礼看信后，回信说：“千里捎书为一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昔日秦始皇？”族人看信后顿时醒悟，主动退让了一墙之地。李家闻讯感动，也让出一墙之地。两家各自相让后，巷子较前宽敞多了，来往行人便利，称其为“道德巷”。

吴崇礼一生著作甚多，大都因战火散失，仅有《三边总图》、《抚蓟奏略》保留下来。《宁阳县志》载有他与张登云唱和的几首律诗，已成吉光片羽。其《浙中得张大参书见怀有感》云：

风尘歧路几经年，双鲤谁将尺素传？

昔日歌骊曾举白，何时挥麈共谈元？

思君又见三春暮，迟我遥知一榻悬。

自笑浮名还自误，不如平子赋归田。

此诗当为其任两浙按察使时所作。辞官归隐的同乡文友张登云的书信唤起了吴崇礼的故园之思，甚至使他产生了“自笑浮名还自误，不如平子赋归田”的念头。但事实证明这只能是暂时的诗人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还是驱使着他在仕途上继续跋涉，最终以身殉职。

[1]《明史》卷二一九《赵志皋传》。

[2]《明史》卷八四《河渠志》。

[3] 参见[明]张维枢《<</span>抚蓟奏略>后序》。

[4] 《明史·杜桐传附杜文焕传》。

[5] 《明史·外国列传下》。

[6] 清康熙四十一年版《宁阳县志·吴崇礼传》。

[7] 明清时代，在每年小满至立秋期间，因天气炎热，凡流徒笞杖，例从简处理，称“热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