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人品特别好，特别善良，但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很多想法就是和他太太不一样，和我也不一样。开始,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那样想问题,后来,我终于发现，他是考上大学后才进城的，是第一代城市移民，他的很多想法和他已经是城市人的地理位置的价值观完全错位。
    如果中国城市化的大潮波澜壮阔，3.5亿农民要变成城市、城镇人口，这些人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他的父辈时代、地理位置的时空中，对他们的生存生活、工作发展甚至对社会,肯定有好多无法避免的、不可忽视的大问题,甚至对他们的人生和社会造成伤害。
    以下是我发现的第一代城市移民价值观与城市的几个错位：
    首先是孝顺观，由于农民们在过去几十年内没有保险，所以他们养儿防老观念，实际上是把生儿子当成给自己生个保险。而大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白领他们对生孩子的态度不同,有当生个玩具的、有当生个理想的、有当生个朋友的,也此有人生孩子是为了孩子自己独立成人。就算是生个保险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调查过问过一些卖菜的农民工，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男孩，他们干脆对我说:
    “如果今后俺他们有了保险，不要儿子、不要孩子也无所谓。”
    我的这位朋友家在100多公里的京郊，总是有空就想回家，不是二叔要裱画，就是大姨儿子娶媳妇，他的太太特想和他过二人世界，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的独立人，父母又非常健康，怎么总想回家？在我们心里孝顺观应该是:第一代城市移民的孝顺观是过年过节有条件要回家,每周电话骚扰,平常不打扰，有事立即到，到了要替父母解决问题（如生病、装修等），而他们的孝顺观是有事没事需要经常打扰,不打扰要求打扰,长相厮守。
    其次，是对孩子的教育观，城市里的孩子从小上幼儿园、托儿所，可农民工的孩子不是留守儿童，老头老太太带着,饿不着冻不着,哭了给煮个鸡蛋,要不就是跟他们移民的父母闯荡世界，在菜站傍玩泥巴。如果让他们把两岁的孩子送长托，别说他们经济上有问题，即使没问题,他们也舍不得，我就对我朋友说，应该把他两岁多的孩子送长托，他用那种仿佛在说我心狠地眼睛看着我说：孩子太小，太可怜了。
    但我告诉他，我就是在两岁就被送进了每月接送一次的长托，回来后不认识妈妈,叫我妈妈“姨”，他才没把我“心狠”这句话说出来。
    对老人的孝顺问题，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没什么，是他自己的家事，重要的还有他对企业的理解，他明明是自己做个企业，是个私企，但一切内部管理和对外交际向我们上一代大中型企业看齐。比方说，国企员工工资公开，他私企也是公开的，结果几乎全体员工互相攀比，经常找他闹涨工资。国企工资公开有很多条条框框，例如参加工作年限、企业工龄、学历、行政级别，他一个私企肯定没有这些条条，这些条条不公开也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条条框框肯定摆不平。
    更可笑的是，他经常找些行业主管部门请示汇报，行业主管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是反对他向行业主管汇报，我只问他你们企业的老板是谁？他答不上来，我说私企老板不是行业主管，是你自己的客户，客户让你干啥你应该干啥，行业主管又不对你的营业额负责。
    结果他的工作、生活总是出问题，最遗憾的是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当我告诉他我的上述感想时，他恍然大悟，他认为我说的都对，还让我写本书,我说，我别写书了,还是写篇博客吧!他还说，他的价值观错位比我说的还过份,但他就是改不了，我想可能他的孩子们不会像他那样吧。
    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也是第一代城市移民，1924年出生，13岁参加革命，14岁入党（土私塾时先生是党员，因此全班都入了党）。解放前父亲做过地下党，解放后进城在国有企业工作，50年代去过苏联学习。
    他对我的全部教育观和实际行动就是让我自立，我下乡回来说我不想读高中，想工作。
    他说：“你自己看着办,爸爸矿上也在召工”
    我多么爱我的爸爸,我多么想永远和在一起,再也不分开,我想爸爸的意思也是,但是我想,尽管他已“解放”,但我如在他身边工作,即使优秀,其它人也认为我是靠裙带关系,没有任何机会。我说：
    “我不想在爸爸你工作的矿上上班。”
    他遗憾地说：
    “你自己定,不然以后你会埋怨我”
    结果20岁的刚刚从苗乡回来我,毅然地再次打起背包去了离家200多公里的凯里4292厂,9个月后我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
    我特别感谢爸爸对我24年的教育,让我两岁进长托,学会了竞争,学会了社会关系,学会了生活自理,还学会了外交礼仪、社会公德、唱歌、跳舞、手工劳动、色彩组合…一切的一切独立式的早期教育,成就了我今天的自己,而我今天的自己超出了父亲对我的希望。
    上面,我举得第一代城市移民中我朋友价值观的例子只是几个例子，也许有的第一代移民的价值观不完全这样，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完全移植到城市来了，我举的例子中所说的几个方面还不完全，也许还有些家长李短、婆媳之间、同事同行、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之间的家务、社会上交际、社会公德等的诸多错位就更多了。在我们聊天中，他还给我补充说，假如一个农民有3个儿子，他就要盖三套房子，从不想着盖四套房子有自己一套,因为他总想的是他跟着老二住？还是跟着小三住?说完自己哈哈大笑。
    而我这朋友1974年出生，比我父亲整整小半个世纪，可是他的价值观，还不如我父亲前卫,连我爷爷(父亲10几岁离家自立,40年没回去过,爷爷从来理解， 从来不认为父亲不孝顺他)都不如,他至少比我们家族的文明落后百年。
    我想起了在20多年前一位老师说,中国对家庭的责任是反扑式的(你养你的儿子,你儿子再养你)而西方是接励式的(你父亲养你,你养你的儿子),这其中包括了观念的反扑与接历,也就是说,传统中国人的三代进步,只等于西方人的两代,如果这一切可以量化的话,是否可以说我们3000年的文明,只等于西方人的2000年?这是不是太自卑了!太反动了。如果是,那为什么要改革?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不快改革?
    我父亲对我爷爷、大伯的孝顺是50、60、70年代一直养活贴补着他们，有时把他们接到城市来小住，给我大伯的孩子们找工作，这一切都传给了我，15年前我有了宽裕的经济条件回了趟老家，看到我大伯、大妈的生活状况后，给他们买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台彩电,给爷爷、父亲、大娘(山东的一位曾经把我从5岁带到15岁的保姆)修了墓地,一直每年寄钱千元做他们的生活补贴（大伯大妈他们每月只消费不到200元，他有8个孩子再给些），一直到他们去年91岁、89岁离开人间（当月我寄了2000元）期间,我曾三次去看望他们。
    我说这些不是标榜自己如何孝顺，我只是说我的孝顺观不是守着他们，而是帮他们解决问题。而这一切和第一代城市移民的价值观有多么地不同。还有，我也不是说第二、第三代城市移民有多么好，多么先进，我们身上也一大堆毛病，特别在第一大城市移民看来，我们对亲情、人情是多么冷淡,对孩子是多么地狠心，对老人们是多么地无情。但是有个一事实是，我们不可能变成农民了，而他们正在变成城市移民。
    回到我的这位朋友与城市观念上的错位结果,太太要与他分居,他的价值观与城市移民的地理、经济位置错位的结果是牲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