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叶子彤:论湖湘楹联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
(2022-08-17 19:41:34)| 分类： 楹联/诗钟/作品(转) |
叶子彤:论湖湘楹联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
原创 叶子彤 对联课
2022-08-16 12:46 发表于湖南
作者简介
叶子彤，1950年生，原籍上海，时定居北京，号澹月斋主。楹联艺术家。多年从事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现为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事业委员会主任。著有《澹月斋文集》。
论湖湘楹联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
湖南自古以来素有“秋风万里芙蓉国”、“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誉；二则，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留有“秋收起义”“毛泽东故居”等诸多红色记忆与标识；再则，一提及湖南，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菁菁。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以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些优美的诗文之句，令人陶醉于湖湘大地。梳理一下湖湘楹联文化的发展脉络，丰富自己的智库。我想，湖湘楹联文化，其实是湖湘文化与对联文化的交汇点，对联文化因与湖湘文化的融合而更加朴厚雄浑，声震山川；湖湘文化因与对联文化的融合而愈加逸趣雅致，绚丽多彩。
1
明清以来，近六百年间所呈现的湖湘楹联文化现象，在湖湘文化中占据重要一席，在中国楹联史上更是光彩夺目、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与作用。就“湖湘对联文化”概念而言，“湖湘”，是地理境域概念；“对联”，是文学门类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汇聚与融合，构成了“湖湘对联文化”的崭新概念与特色。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湖湘”这一地域深厚的文化积淀、淳厚的文化内涵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传统）；没有“对联”这一门类严实的艺术律格、精实的艺术技巧、朴实的艺术风貌，就没有“湖湘对联文化”这一命题与现象的形成、演绎、延续与繁荣。酌古沿今，群峰绵亘，无论是楹联理论研究，或是楹联创作实践，涌现出一批具有历史或时代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成为湖湘楹联文化现象的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最为突出的，例如：
茶陵人李东阳，明朝内阁首辅大臣，8岁即以“神童”之誉入顺天府学读书，天顺六年（1462）即15岁时中举，官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其“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清人所辑《怀麓堂集》论评其为“高才绝识，独步一时也，而充之以学问，故其诗文深厚浑雄，不少屈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久，其诗文典雅工丽，亦为茶陵诗派之核心人物，其荐扬之文学理念，一是主张学古，反对模仿；二是言由心生，诗文真情；三是知言养气，文主于气。在楹联文学艺术方面，李东阳以“巧对明天子”而闻名于世，其中，“神童脚短；天子门高”，则以对联而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典故之先河。他题写的孔府大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更是脍炙人口的名联。
邵阳人车万育，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户部掌印。其性行刚直、纯笃，声震天下，学问赅博，所著之《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更是我国楹联史上的绝唱。《声律启蒙》从单字对、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按韵分编，内容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在国人必读之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你看，“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虚实应对，琅琅上口，其声韵响彻广袤的华夏大地，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
安化人陶澍，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及第，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地布政使、巡抚，道光十年（1830）官及两江总督。陶澍在其任内督办海运，革新盐政，抗灾救灾，兴修水利，除恶安民，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颇有政绩与贡献。他一生横跨清王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人，也正处于我国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古代史进入近代史的前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陶澍以虚怀若谷、坚毅向上的精神，承上启下，锐意开拓，主张“经世致用”、培育人才、爱国济民的理念，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就了包括林则徐、魏源、贺长龄、李星沅、邓廷桢、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在内的一代中国近代史的英杰，诚如我国历史学家萧一山曾云：“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与此同时，陶澍一生著文、吟诗、赋联，且擅长书画，造诣不凡，为后代留下不少具有艺术性绝佳的作品，成为湖湘对联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先驱者。
双峰人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其《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为世人所崇，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修身律己。曾国藩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创立晚清古文之“湘乡派”，讲求声调铿锵，深宏骏迈，以包蕴不尽为能事，运以汉赋气象，拓以雄奇意境。其每日笔耕不辍，甚至一度将给友人写挽联作为练笔手段，遂日渐炉火纯青，《曾文正公全集》中收有挽联77副。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赞曰：“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可谓近代楹联创作之高峰。
道县人何绍基，晚清诗人、书法家，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及至四川学政，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何绍基诗联与书法双绝，乃晚清宋诗派之翘楚，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大势、遐景，其吟诗作对之造诣可见一斑。而其书法成就更是不同凡响，誉为清代第一，草、楷各体书熔铸古人，笔意含蕴，自成一家。其联墨作品不愧为中国楹联史与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可谓联墨双馨之典范者。
慈利人吴恭亨，近代古文家、诗人，能诗文、工联语，一生致力于搜集楹联，孜孜不倦，其所著《对联话》，收录、保存了道光年间至民国初年不少名人的联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大部分联作特别是名人名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虽片言只语，但却迸发出耀眼的理论火花，是继梁章钜《楹联丛话》之后，我国楹联史乃至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具有理论价值的联话著作。吴恭亨关于“洗尽庸常”、“摆脱陈言”、提倡创新；强调“言佳处在切题靠题”；写景“如摄影之器”、“亦栩栩欲活”、“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原则；崇尚自然，“情文并茂”、“情文相生”、“不露一丝斧凿痕迹”等一系列主张，成为楹联理论探索的重要基石之一，至今被信奉为对联创作及其作品的优劣标准。
2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昶题写桃符偶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公元965年，到明代中期（1500年），可视为对联文体以民俗偶句为主要形式的长期孕育阶段；二是，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叶，可视为对联文体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的阶段；三是，从进入晚清（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可称为对联文体趋于成熟、对联文化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状态的鼎盛时期。
其间，近代对联名家辈出，呈现出对联作者按地域集群的现象，尤其是以湘军将领和幕僚为代表的“湖湘对联群体”，首当其冲，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并与苏南、浙北、安徽、江西部分地区的“江南对联群体”，以及侯官、闽县藉的“福州对联群体”等一道，相得益彰，推波助澜，引领潮流。
纵观对联文化发展史，毋庸置疑，李东阳、车万育、陶澍等人，是近代湖湘对联文化现象的播种者、开启者，正是秉承他们的衣钵，以“晚清三杰”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为代表的湖湘对联群体，包括魏源、郭嵩焘、何绍基、刘坤一、李寿蓉、王闿运、吴獬等主要对联名家，在我国近代史的初始阶段，就把对联创作推上了对联史的巅峰；民国以降，易顺鼎、吴恭亨、谭嗣同、黄兴、杨度、熊希龄、李澄宇等诸多对联名家，则继往开来，保持着“连峰去天”之势。
3
及至当代，“湖湘对联文化”一脉相传，袭以成俗，依然是名家辈出，从者如云，在我的记忆、印象中，就有活跃于联坛的一批高人韵士，有的虽无缘谋面，其名却如雷贯耳，除汪涛、魏寅、熊尚鸿、李曲江、唐意诚等老一辈楹联艺术家外，在湖南楹联家协会所授予的“湖南对联文化传承人”荣誉称号的240余位楹联艺术家，以及所表彰的“彭玉麟楹联创作奖”“车万育楹联教育奖”“何绍基楹联书法奖”“吴恭亨楹联理论奖”“谭嗣同楹联青年奖”等的获得者与提名者，包括近年来活跃于楹联文化前沿的、名号“湖湘楹联七子”的石印文、刘松山、邹宗德、周永红、鲁晓川、傅小松、楚石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对联创作或对联理论研究（尤其是对联格律研究、对联发展史、历代联家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
谈及当代湖湘对联文化，尤须推崇的就是余德泉教授。余教授从事对联理论研究、对联创作、对联教育及对联书法40余年，其间，第一个将对联纳入高等教育教学、第一个在高校设立对联研究所、第一个招收对联学研究生，为推动我国对联文化传承、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荣膺中国楹联学会首届“梁章钜奖”及首届“中国楹联文化奖”理论奖。余德泉教授的《对联纵横谈》、《对联格律·对联谱》、《对联通》，以及《中华对联通论》等30余部对联著作的相继出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我国楹联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构建者之一。尤其是余德泉教授在对联声律理论研究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所提出的关于“马蹄韵”声律体系，独树一帜，在全国联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马蹄韵”这一长联句脚平仄两两交替的声律技巧与规则，至今在对联声律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与（由清代湖南慈利人朱先敏提出的）“朱氏规则”及（在明代开始流传的）“一平一仄”的格式一道，成为当代对联创作实践的主流。余德泉教授擅长行书、隶书与章草等多种书体，尤以章草为著，其精湛的联艺、书艺溶为一体，相得益彰。为进一步搭建国学研究之交流平台，余德泉教授还创立“德泉国学书院”，组建学术团队近百人。“湖湘楹联七子”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成为湖湘对联文化现象中崛起的一个文化品牌，代表着湖湘对联文化发展的未来，而且在全国亦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示范意义。
及此，我们就“湖湘对联文化”这一命题，沿着历史的脉络所简要阐述的一切，已经充分说明了“湖湘对联文化”在我国对联文化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湖湘对联文化”现象，也是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与湖湘之人文环境及传统、与湖湘之社会心理及性格，息息攸关，同命运、共昌隆。
4
对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识与符号之一。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阴阳对立观和崇尚自然、以对称唯美的理念）与汉语特点（一形一音一义的特点）的综合产物，经千余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所谓对联，其定义是两行对仗且意联的文字所组成的独立文体。一方面，对联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可以承载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观念与体验；另一方面，对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涉及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对联具有文学性、实用性、谐巧性三种特性，或写景、或抒情、或言志，蕴含无尽的趣味、至上的意境，从而散发出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谈及由近代以来我国对联文化发展史，我们学术界的共识是：“湖湘对联文化”每踏上一个台阶、每登上一座高峰，就代表着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踏上一个台阶、登上一座高峰，也就是说，湖湘楹联文化在有清一代的巅峰也代表了我国对联文化发展史的巅峰。这是不争的事实。
湖湘对联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湖湘文化的定义，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与湖湘地域固有的生存方式、风尚习俗、社会活动与心理，以及文明演化等充分融合的产物。湖湘士民自古以来具有刻苦耐劳的乡土性格，说话以直率、泼辣著称。这就造就了湖湘文化的“朴实”的独特风格，历来崇尚“经世致用”，讲究实效，倡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总体而言，湖湘文化具有“通天人之故”，探寻“大本大源”的致思趋向，善于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不断究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倡导同心同德、团结协作的处事方式，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为善，与邻为善”的宽广胸怀，彰显关心他人、体恤民众的人文情操。
在谈及湖湘文化时，人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岳麓书院，以及悬挂于岳麓书院大门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一副对联，也许这是人们一种自我的直觉或思路，但足以成为把岳麓书院视之为湖湘文化根脉、摇篮的理由，也可见湖湘文化与湖湘对联文化乃至对联文化之间的渊源。因此，湖湘文化这一独特风格，在对联这一文学体裁中的呈现、赓续与演绎，逐步形成了湖湘对联文化的自身特点和总体风格，那就是风流儒雅、淳朴倔强、坚忍刚毅、开拓包容、崇实尚行等。显然，这与湖湘士民性格脾性一脉相承，也是湖湘士民精神风貌的折射。就对联作品而言，在讲究意境和神韵的同时，更多地偏向于理数和气势，一是在形式上的允正、精致，讲究格律的严谨，二是在内容上的雅达、敦厚，切近社会和人生。
具体到每个联家的创作，则又是湖湘楹联文化的总体风格与其个人的才情性情及胸襟阅历相综合的结果。比如，陶澍的丰润圆融、曾国藩的雄奇突兀、左宗棠的清雅高逸、彭玉麟的旷远雄迈、李篁仙的高朗工丽、王闿运的沉雄朴茂，都是湖湘楹联文化最为杰出的代表，也是对联创作的楷范。不妨略举数例：
陶澍题摩云书院联：
化雨无私，忆往岁踏雪来过，曾话春风一席；
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勿忘灯火三更。
此联是陶澍任川东道时，为四川彭水县（今属重庆）摩云书院所题。下联嵌“摩云”二字。上联中，“化雨”，出自《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就学生本有的才质加以指点，使学生能充分发挥才能。财，同“材”），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淑，拾也。艾，取也。私下拾取以修养自身）。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后因以“化雨”比喻潜移默化的教育。“踏雪”，暗含“立雪”为求学师门之典故。“春风”，比喻良师的教导。上联紧扣书院“教”这一重要环节，指出为师者应热忱无私，传道授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育桃李。
下联中，“摩云”，形容极高。“凌霄”，直上云霄。比喻志趣高迈或意气昂扬。“灯火三更”喻指刻苦勤奋。语出颜真卿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下联围绕书院“学”这一重要内容，劝勉有志者须珍惜光阴，孜孜不倦，勤学不懈，奋发向上。联语设喻贴切，深入浅出，既富予理趣，又蕴含情味，凸显丰润圆融的风格，读之使人振奋。
曾国藩题南京湖南会馆联：
栋材尽杞、梓、梗、楠，带来衡岭春云，荫临福地；
源派溯湘、资、沅、澧，分及洞庭秋月，照彻秦淮。
南京湖南会馆是湖南籍人士在南京的寄寓之处。“会馆”，是明、清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商品经济、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促成会馆的勃兴。会馆对联的写作特点，是须将原籍与本地的历史文化、名胜风光进行综合，从而使身处异乡的同乡们获得“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和作为家乡子弟的荣光感。
联语中的“杞、梓、梗、楠”，木名，皆为良材，用来比喻优秀人才。湖南古属楚地，作者将“惟楚有材”的评价以此暗入联语。“衡岭”，位于湖南的南岳衡山；“湘、资、沅、澧”，指湖南境内的四条河流；“洞庭”，指洞庭湖。作者以这些足以使湖南人士引为自豪的风光名胜尽展风采。“荫”，先辈的德泽。“福地”，神仙居住之处，亦指幸福安康之处。“秦淮”则写本地风光。联语以“荫”承接“春云”，以“照”承接“秋月”，遣词造句严谨生动，其雄奇突兀的风格一览无遗。
左宗棠题福州林则徐祠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上联中“附”，指附和，依傍。“间”，指离间，毁谤。“忧国”，为国事而忧劳。“遗直”，指直道而行、有古人遗风的人。联语一针见血地指出，附和林则徐的人不一定全是正派之士，而谗言毁谤者必定是奸邪小人，盛赞林则徐“忧国如家”的崇高品德，正是清王朝建立二百余年来所倡导的直道而行的优良传统。
下联中“庙堂”，指朝廷。“草野”，指乡野，民间，借指平民百姓。“大星”，星宿中大而亮者，借喻杰出的人物。“颓”，即坠落。联语指出朝廷倚林则徐为重臣支柱，百姓更视他为及时甘霖，可惜出师未捷，征程中竟半途病故。化用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和岳飞“八千里路云和月”诗词名句，表达作者对林则徐的赞颂和悼念之情。
此联从国事民心入手，上下二百年，纵横八千里，曲折跌宕，意蕴深沉。上下联前两句各为流水自对，且适当使用虚词，不仅使对仗更加工整，而且抑扬顿挫，流动婉转，格调清雅高逸，尤为感人。
彭玉麟题镇海楼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凭栏看剑，泪洒英雄。
镇海楼，位于广东广州越秀山，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楼高五层，又名五层楼。
联语中“万千劫”，指历多种兵火劫难。“危楼”，即高楼。“问谁”句，化自李白《夜宿山寺》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故侯”，指封侯之人，后泛指位居高官者，这里指主持修建镇海楼的朱亮祖，他被封为永嘉候。
联语登临寄慨，吊古抒怀，旨趣深沉。结句之“摘斗摩霄，目空今古”“凭栏看剑，泪洒英雄”，意境尤展旷远雄迈之风格，不愧为“粤中第一名联”。
李篁仙题长沙屈贾二公祠联：
当年有痛哭流涕文章，问西京对策孰优，惟董江都后来居上；
今日是长治久安天下，喜南楚故庐无恙，与屈大夫终古相依。
屈贾二公祠位于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旧称濯锦坊。原为祭祀汉忠良贾谊，后增祀屈原。宅中有传说为贾谊所凿古井及手植柑树一株，中堂悬匾《治安堂》。祠右配建清香别墅，内有佩秋亭、怀忠书屋及大观楼等建筑，现存祠屋一间及古井。
联语中，“痛哭流涕文章”，源自史实，即贾谊透过汉文帝时表面的繁荣，看到汉王朝内部隐伏的不稳定因素，如边疆的匈奴之患，内部的藩王之乱，因此上疏，认为时事“可以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陈政事疏》）。“西京对策”，指汉代应荐举、科举者对皇帝有关政治、经义的策问。“董江都”，即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曾任江都相。上联称赞当年贾谊的文章，称只有董仲舒可以“后来居上”。
“南楚”，指楚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史称马楚，又称南楚，长沙为王都。“故庐”，即旧居。下联描写今日长沙贾谊故居，并提到“屈大夫”。既切其人，又切其地。
此联有景物、有史实，节奏明快，不即不离，如行云流水般洒脱顺畅，尽显高朗工丽之风格。
王闿运题雁峰寺联：
明窗啜茗时，半日闲，三日忙，须勘破庭前竹影；
船携酒处，衡山月，嶷山雨，冷思量城外钟声。
雁峰寺，位于湖南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主峰回雁峰上。清同治《衡阳县志》载：“自唐以前，皆云南雁飞宿，不度衡阳，故峰受此号。”寺重建于唐天宝元年。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焚毁，仅存前殿。联语中“衡山”，古称南岳。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位于湖南中部。“嶷山”，即九嶷山，亦作九疑山，位于湖南宁远县南。“冷思量城外钟声”句，回雁峰距衡阳市区仅一华里，故云。
此联长短句交替使用，对仗亦纵横变化，给人以灵动、活泼之感，毫无滞板之弊。全联声画交叠，静谧幽闲，凸显沉雄朴茂之风格，与寺院的氛围颇相配合。
品读这些湖湘对联文化的代表人物的联作，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让人回味无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悟到他们各自的文学风格，（陶澍的丰润圆融、曾国藩的雄奇突兀、左宗棠的清雅高逸、彭玉麟的旷远雄迈、李篁仙的高朗工丽、王闿运的沉雄朴茂），而且可以感悟到湖湘对联文化之风流儒雅、淳朴倔强、坚忍刚毅、开拓包容、崇实尚行的总体风格，进而还可以感悟到对联文化因其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而展示的生生不息的文学魅力。
5
刚才我们所列举的对联大家及其作品，也许这是湖湘对联文化曾经的辉煌，但是，在湖湘对联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一浪逐一浪，波澜随风起，一代传一代，“心潮逐浪高”。及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湖湘楹联七子”已经再次举旗启程，正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攀登湖湘对联文化的新的高峰。“湖湘楹联七子”，不仅仅是属于石印文、刘松山、邹宗德、周永红、鲁晓川、傅小松、楚石等七位联家的“个体”概念，而是一代楹联文化精英、楹联流派群体，是当今楹联流派大军中的一支劲旅，更是湖湘楹联文化的一个文化品牌及其未来的代表。
首先，“湖湘楹联七子”，扎根于湖湘大地，具有湖湘文化根深本固的地域特性。“七子”土生土长于斯，或益阳、邵阳，或长沙、株洲，乡音无改，乡愁萦怀，所经营之联事活动与家乡息息相关，涉足于三湘四水，其大量的作品为家乡的山水楼台而吟，为家乡的时政人事而赋。
其次，“湖湘楹联七子”，孕育于湖湘文化，具有湖湘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底蕴。“七子”均为中青年才俊，擅于诗词联赋与书法，尤为当代实力派联家，知识丰赡，智慧灵动。
再次，“湖湘楹联七子”，熏陶于湖湘文明，具有湖湘文化壮怀宏阔的人格精神。“七子”融湖湘人刚烈、倔强的性格特质于对联文化，秉持风流儒雅、淳朴倔强、坚忍刚毅、开拓包容、崇实尚行的总体风格，与时俱进，求正创新，其作品题材不拘一格，立意新奇，谋篇精致，措辞雅切，紧跟新时代的步伐，奏响主旋律的节拍，坚持为人民大众而歌，明道弘义，正气沛然。例如：
邹宗德先生咏邵阳联：
蔡侯剑，魏公书，濂溪襟怀，车氏刚德。金声义举，人凤丰功。汉勋舆地谱新篇，振羽史家援马列。严怪愚檄文刺弊，匡互生怒火焚奸。滚滚资江，千古英才垂典范；
六岭春，双清月，水府帆影，东塔雄姿。桃洞香流，佘湖雪霁。云山胜迹招霞客，白马高峰插苍穹。黄桑区幽境宜仙，八角寨风光甲世。悠悠宝庆，万般美景接佳宾。
作为邵阳“十大杰出青年”，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邹宗德先生情有独钟，其对于家乡诚挚的热爱流淌于笔端。我在网上读到邵阳文化局刘宝田先生对此联赏评的一段文字：“上联铺叙蔡锷、魏源、周敦颐、车万育、贺金声、谭人凤、邹汉勋、吕振羽、严怪愚、匡互生十位邵阳历史上的名人其行其德，下联描绘六岭、双清、水府、东塔、桃洞、佘湖、云山、白马峰、黄桑、崀山十处邵阳风景名胜，具体而形象地描述了邵阳人杰地灵的风貌。千秋雄风、万方圣境，浓缩于122字之中，视野浩浩，思绪悠悠，境界宏阔，岁月幽深，让人触摸到一个博奥立体的邵阳。”无疑，这一评价极其到位、恰如其分。又如：
楚石题株洲云峰阁联：
今日重观赏，看北去湘江，翠竹丹枫，山水依然应识我；
高阁漫栖迟，有西来爽气，红霞紫雾，酒诗相聚最宜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株洲人，楚石先生对家乡的山水名胜、人文风情了如指掌，于两行文字中注入浓郁的乡情。云峰阁位于株洲市石峰山主峰之巅，重阁飞檐，气宇轩昂。登阁远眺，水天相连，烟波浩渺，群山起伏，巍然壮观。此联由景生情，一句“山水依然应识我”，物我同一，引发几多眷恋，憾人肺腑。联意与阁貌互映，情景交融，气势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字里行间所浸透的乡土气息与乡土情怀，乃是湖湘对联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亦已成为“湖湘对联七子”自觉的行为准则。自2012年至今，坚持“楹联七子湖湘行”活动，以文化济世、文化扶贫为己任，深入乡村考察、采风，亲近绿水青山，施展才情聪智，成就斐然。我曾看到一则关于“楹联七子湖湘行”首站赴新邵的报道，新邵位于武陵源地区，是湖南的一个贫困县，但是，新邵旅游资源丰富，山青水秀，其城郊的白水洞旅游景区，地质奇特，融山秀、水白、洞幻、石奇于一体，景点有白龙洞、吸潮岩、卓笔峰、武士崖、飞虹瀑布、银涛峡、水帘洞瀑布、七仙瀑布、雷公山等。为了帮助提升景区文化品位，加大宣传力度，“七子”纷纷撰联、濡毫，留下了一批精彩的楹联、书法作品。例如：
飞瀑挂崇山，水远林深，问何处可招雁落；
雄宫藏福地，岩危石怪，料当年自有龙潜。
这是石印文的题联，一“问”一“料”，开合有致，文笔老辣。
恭候主人，吐水白龙洞中卧；
闲娱游客，衔花青鸟瀑前飞。
这是刘松山的题联，一“景”一“情”，立意精到，宕开一笔。
披一身暑气而来，对此天边飞瀑，壑底流泉，顿然爽到心头，云生足下；
携几缕清风而去，回眸山顶平湖，龙宫幻影，怅也桃花笑我，洞口迷津。
这是邹宗德的题联，一“来”一“去”，匠心独具，余味无穷。
清溪奏乐，卓笔行文，且喜华章出丘壑；
白水澄心，银涛醒耳，尽抛尘虑入云霄。
这是周永红的题联，一“纵”一“横”，遣词清新，斡旋自如。
身游白水疑为梦；
心会真如不读经。
这是鲁晓川的题联，言简意赅，剑气纵横。
可怜迷路渔郞，枉游那桃花流水；
堪笑降魔大圣，未占此福地洞天。
这是傅小松的题联，一“怜”一“笑”，意趣悠然，引人入胜。
四千寻洞内多奇景，峭壁倾银，林壑含烟，挟峙两峰藏秀色；
数百载山中溯旧踪，清溪落雁，星台滴水，飘零满径任桃花。
这是楚石的题联，一“藏”一“任”，浓墨重彩，殊有风致。
“湖湘对联七子”为白水洞景区集中题联，奉献了对联艺术佳作，带来了广泛的宣传效应，提高了新邵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几年来，“楹联七子湖湘行”足迹遍及三湘四水，或礼赞风景名胜，或讴歌改革发展，更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大力鼓与呼。《湖湘楹联七子作品集》的付梓出版，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毋庸置疑，“湖湘对联七子”所崇尚、践行的“为时代服务、为民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理念，正是湖湘对联文化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的所在。
6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历史总是在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就是“与时俱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至今日，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背景下，湖湘对联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对联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就已经不再局限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是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地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每一位对联文化的践行者，都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肩负传承、弘扬包括楹联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与历史担当，充分运用和发挥对联文化的知识、智慧与魅力，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伟大的党、为伟大的祖国、为伟大的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鼓与呼！“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相信，湖湘对联文化将一如既往地首当其冲，引领我国对联文化事业登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对联课———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