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于右任寄情药王山[刘新中]
(2022-05-03 23:07:01)| 分类： 报刊文摘(转) |
100年前的某一天，风和日丽或者阴云密布并不重要，于右任骑着一匹枣红马，进了耀州城。
这时，他的职务是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一个纯粹的武官。
于右任的装束有些不伦不类，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军帽，一身青色棉衣，扎绑着棉裤腿。只有一脸标志性的大胡子和温和的笑容，显现出他依旧是人们心目中那个熟悉的诗人、书法家兼革命家。
此时，于右任的心情是灰暗的，1918年8月，他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数年来，靖国军与盘踞陕西的北洋军阀陈树藩打仗，虽不占上风，但民心所向，战绩总算差强人意。然而，一切却在前不久急转直下。以总指挥胡景翼为代表的一部分靖国军，主张接受直系军阀的收编，而主张坚持继续高举靖国军旗帜的于右任，则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总司令部。
于右任想静下心来，好好梳理一下几年来的心路历程。但是，回到家乡三原后，访客随之如蜂蝶纷至沓来，嘈嘈杂杂，心终究无法平和。于右任的家乡三原距耀州只有几十里。两县同饮一河水，发源于耀州西北部的清峪河又名清河，经泾阳、三原两县，东走临潼，注入渭河。三原、耀州两县的行政区划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分分合合。在历史文化、民风习俗等方面更是贴得很紧，细微的差别中呈现出相似相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于右任的心目中，耀州也是家乡。尤其驰名中外的药王山，更是他心目中的圣地。到耀州来，是回到母亲的怀抱。所谓养病，是理由也不是理由，数年征战，他确实身体有恙，但重要的是心累。
辛亥革命后，于右任担任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后来，袁世凯窃国，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
开展“护法运动”，支持陕西民党人士驱逐袁氏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1918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应邀回陕，统领陕西靖国军。这时北洋军阀派多路兵力入陕助陈树藩作战，而南方各省友军距陕西靖国军甚远，鞭长莫及。面对数倍于己之敌，于右任曾提及：“我军既患孤虚，逆贼又非小弱。右任力绵任重，陨越时虞，辄中夜起立，沉思大势……”然而，这都不是他焦虑的原因，靖国军先天不足，由各路杂牌军组合而成，各将领间因利益各行其令，互难协同。最终难成大事，这才是最致命的。号令无法统一的例子很多，如1919年2月，乾县被围，靖国军一路支队司令田王珏、副司令郭英夫，与数倍之敌苦战数月，然援军却久候不至。
于右任于“民国”八年五月十八日《致王珏英夫再勉坚守函》中不无哀伤写道：“天不助英雄，竟有今日。但二公之志，天下共谅，此间困难出援之情形，亦有笔难述，现极力与各方面交涉，并遣宝珊回乾，对二公说明一切。”
数年后，辛亥革命元老、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的回忆录也记述了这段历史：靖国军之间的矛盾随着战争的失利而产生，在紧要关头人事权的不统一和各将领意见分歧，不能忠诚团结的情况都表现出来了。靖国军总司令部的指挥调动往往采取会商方式，同舟不共济的次数很多。各路对靖国军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个人利益互不相让，这是失败的总根源。
于右任毕竟不是纯粹的军人，在这段艰难统军中，不断展现的却是诗人本色。他曾赋诗数首怀念为国捐躯的英杰，如：“打破四关惟有子，曾经百战更无人！”（《题靳伯伦小照》）、“英雄关内知多少，血战长安有几人？”（《题耿端人小照》）。惋惜与伤痛之情可见笔端；在《民治学校园纪事诗》中取意于《离骚》句：“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表达了心中的愤懑和无奈。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于鹤九和李春堂之死，于鹤九是于右任的同宗，和他关系密切；李春堂是靖国军的谋士，和他来往甚多。靖国军内部同室操戈，杀了这两人，想不通乃至心酸心痛，让于右任的身心一下子垮了下来。
药王山，坐落在铜川市耀州区东面约1.5公里处，风景优美，历史悠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俱佳。唐时称磐玉山，宋以后称五台山。在于右任的心目中，药王山让人神往，不光因为山上古柏苍翠，碑石林立，有众多的古迹可供赏游，更重要的是，它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长期隐居之处，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每年农历“二月二”庙会，包括他家乡三原人在内的大批百姓从四方云集而来，表达对孙思邈的崇敬与怀念。
于右任总觉得自己和孙思邈是心心相通的，孙思邈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活了一百零二岁，“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寥寥片语，千年不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璀璨的光芒，表露的不惟是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更是一颗为天下百姓服务的赤子之心。
于右任从小听孙思邈的故事长大，立志成人后也像他这位前辈先贤一样，救民于水火，为天下苍生呕心沥血。只不过，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子。他早年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被公认为关学的传承人之一，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要化成血液在他骨子中流淌。他的人生实践就是这种理想最好的写照。青年时期就思想激进，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26岁那年，在清廷陕甘总督严令通缉下，“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从故乡三原逃到南京，在明太祖陵前立下推翻清廷的大志。于右任的革命生涯是从新闻工作开始的，辛亥革命初期先后创办了《民呼》《民吁》《民立》诸报纸，大声疾呼，呼唤民心，启发民智，言辞激烈，立论犀利，不畏牢狱之苦，高喊着“中国万岁”“民主万岁”，冲锋陷阵，新闻界、政界评价他的贡献“笔胜十万磨剑”，称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记者”。
于右任在药王山三个月，白天黑夜，复复返返，由黄叶遍地到大雪纷飞，孤灯残星，瘦水荒径，读书，思考。他在松柏间漫步，和山林对话；在塬畔上徜徉，追寻大自然的恒久；在孙思邈的坐像前，体味先辈精神的伟大之处；于他来讲，这是最好的身体与心灵抚慰。
这个时期，于右任写了十余首诗，表达心迹，寄托情怀。
1921年春节前夕，遥望远天，抚古思今，他写了《药王山除夕杂感二首》：“伏虎降龙事渺茫，洞门香火岁除忙。疮痍遍地神知否？儿女痴心祷药王。”“岁尽天寒客思孤，茫茫何处是归途。家人倘备宽心面，应念愁城困老夫”；踏着冰雪，他云游至和富平交界的将军山，写下了《游云显台至将军山》：“昨宵不寐到今年，破晓寻春一泫然。战垒回风吹野烧，麦畴残雪露新阡。将军山上围秦鹿，祋栩祠中礼汉贤。载酒江湖当日事，戎衣困顿误神仙”；似乎意犹未尽，不足以表达此时的情怀，他接着又写了如下句子：“北去将何去，南还不忍还。迎春王翦庙，卧病药王山。柏老添香叶，碑残印泪斑。南军丛葬处，新月似弓弯。”在耀县东山，他写了《游耀县东山》：“萧条祋栩城东路，扶杖寻碑任所之。破寺仅存兵火后，遗民犹在乱离时。山川满目伤怀抱，冰雪连郊照鬓丝。文化关西空有愿，天留余地愧君诗”；在祋栩庙，他写下了《游祋栩庙》：“废邑犹存漆水边，城名祋栩义难笺。神祠汉吏图仍在，兵铸秦皇史不传。里社迎春惊爆竹，居民挑菜度凶年。嗟予难了公家事，蹀躞人问觅墓田”；
让人能够触摸到于右任心灵隐痛的，还有这样的句子：“远戍归时遗冢在，野烟生处几家回。三秦无地无兵火，含泪名山认劫灰”，“参天古柏遭兵火，破寺名碑半草莱。山径雪消行滑滑，道人粮尽乞哀哀”。
除了会见朋友，养病写诗，于右任在药王山另一个重要生活内容则是临帖写字，思考世事，从药王山的碑刻中汲取力量。
于右任是书法家，偏爱魏碑，对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青年时期在上海办学办报，有条件接触到名目繁多的“墓志”“庙碑”等。魏晋南北朝的碑帖，其峻拔遒劲、朴茂生动、天真率意的风格吸引了他，他逐渐关注并沉迷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对魏碑书法从形质到底蕴全方位地加以消化、吸纳与整合。其中，被他甚为推崇的“碑中三绝”，尤其是《广武将军碑》，曾对他书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广武将军碑》亦称《广武将军口产碑并阴侧》《立界山祠碑并阴侧》《张产碑》。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十月立。1920年在陕西白水仓颉庙被发现。这块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线条细劲，结体宽博，整体上宕逸朴茂，奇态横生，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于右任曾说：“我最初学魏碑与汉隶，后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1920年，《广武将军碑》重见天日，一时轰动，于右任感慨万端，曾赋诗《纪广武将军碑》及《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两首。前者记述该碑复现的简况，诗云：“广武碑何处，彭衙认旧痕。地当仓庙，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难考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而后一首则对此碑大加赞赏，称“碑版规模启六朝，环宇声价迈二爨”。
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的除了《广武将军碑》，还有《慕容恩碑》《姚文迁造像碑》。
在药王山，于右任遇到了心目中一直仰慕的《姚文迁造像碑》。
这是一种英雄相惜的拥抱，《姚文迁造像碑》因于右任而得以面貌出新；于右任因《姚文迁造像碑》而得以精神提升。
《姚文迁造像碑》人多称《姚伯多造像记》、《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九月刻，于陕西耀县出土。此碑为道教造像碑，其用笔有方有圆，有藏有露，笔画细瘦，别具丰神。书体楷中兼隶意，形体结构也与一般楷书、隶书迥然有别，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十分自由活泼，古朴可爱，但又能拙中见巧，巧中寓拙。
《姚文迁造像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那是个人人争做豪雄并付诸实践而带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在矛盾旋涡中的底层百姓渴望和平、自由、快乐，可是现实是残酷的，烽烟滚滚，殃及万物。所以《姚文迁造像碑》表现出来的彷徨、祈求、叛逆、不平以及躁动的情绪，很符合于右任此时的心境。
第一眼看到《姚文迁造像碑》，于右任即被深深吸引，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给了《姚文迁造像碑》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刻石中许多行款不齐，字体大小参差，似未曾画丹而直接书之，自然谐调而天趣盎然。此碑堪称北朝书法之异品”。
《姚文迁造像碑》呈现出的大气无羁和不拘一格使于右任苦闷的情绪仿佛一下子找到宣泄的出口，那蓄积心中已久的英雄气节如潮水般从心头翻腾。国贫民弱、时局动荡、不尽人意，让于右任对雄强尚武的魏碑，有了更深刻更直接的理解。这种亲近不仅仅是一般的兴趣喜好，还理所当然是在国难当头背景下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游走于碑石之间，于右任写下了沉郁厚实的《寻碑》：“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返。水沉于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
药王山给了于右任静气，在大山的巍峨起伏里，他感受到的是土地的呼吸，是民族文化的洗礼，是熔古铸今的砥砺磨炼。
三个月之后，于右任离开了药王山，依旧骑着他那匹枣红马，他带走了信心和重新战斗的勇气。另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是携带了多种拓片回到西安，向金石、书法爱好者推荐，药王山的碑石也由此走向全国。
途中，于右任留下了一首诗，《由耀县入三原境有感》：“何事出山与愿违？无能此去欲依谁？兵当南北交争日，岁到青黄不接时。置腹难偿诸将愿，空拳安慰万人饥。马前清峪盈盈水，且自临流照鬓丝”
好客的耀州乡党邀于右任方便时再来，他欣然答应。
1926年，军阀刘镇华在另一个军阀吴佩孚支持下，围攻西安。受共产党人李大钊委托，于右任前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9月17日在五原誓师，11月解西安之围。事后，于右任再至药王山，感怀中又写下一首诗：《西安城围启后再至药王山》：“倚杖行吟西复东，药王山上夕阳红。重寻万里归来路，再作三年别后功。洞口雪深迷胜迹，岩前柏老映衰翁。三秦战垒民间满，袖手无聊泣晚风。”
离别时，好客的耀州乡党又一次邀于右任一定再来，他也又一次欣然答应了，但是，种种原因，他终于没有再登临这座山。
毕竟，于右任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有心救国，无力回天。动荡的岁月，他无法左右命运，他只是勉力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药王山依旧在，药王山属于于右任，药王山留下了于右任深深浅浅的印痕，风会倾诉往事。
那匹枣红马去了，把于右任驮向了历史的深处。
------《铜川日报》2022年04月20日
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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