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第二章 秦汉文学
(2015-07-28 19: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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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文学概述
1、时间
秦汉文学从时间上讲,它上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下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约400年时间。期间经历了秦朝、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西汉、东汉等几个历史时期。
2、地位
上承先秦,下启魏晋。秦代时间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汉赋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汉代文人诗歌的成就不高,而民歌却大放异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向来就有汉乐府民歌的称谓。《史记》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例,“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传记文学方面也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汉初的政论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另外,《诗经》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楚辞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3、内容
秦汉时期,新出现的文学样式有赋、乐府诗、五言诗(特别是文人五言诗)、七言诗、人物传记、小说等,文学样式是多样的。
4、作家
秦汉时期,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有李斯、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班固、辛延年、赵壹等。
二、秦代文学
1、概况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产生于秦代的作品有:儒家著作《羊子》四篇,名家著作《黄公》四篇、《成公生》五篇,纵横家著作《零陵令信》一篇,《杂赋》九篇。这些都失传了。甚至连秦始皇让博士做的《仙真人诗》也失传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使令乐人歌弦之。”
现存秦代民歌一首:“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又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李斯与其他人创作的刻石文等。李斯的奏章如《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刻石文有七篇,有琅琊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
产生于秦代以前的秦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有《吕氏春秋》和李斯《谏逐客书》等。
有人把《吕氏春秋》(《吕览》)和李斯《谏逐客书》作为秦代的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吕氏春秋》集体创作于秦王八年(前239),李斯《谏逐客书》写于秦王十年(前237),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因此,有人提出了秦无文学的观点。客观地说,秦代文坛是寂寞的,不发达的,但肯定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包括民歌在内,只是没能更多地流传下来罢了。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产生于秦代的一些作品,还有李斯的一些奏章和刻石文。《汉书·艺文志》还曾说黄公“作歌诗”,《汉书·贾捐之传》也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这些都说明秦代还是有一些文学作品的,可惜的是有不少已经失传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
2、李斯与《谏逐客书》
(1)、李斯
李斯(?——前208),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做到郡小吏。后与韩非子一同从学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看着眼馋而不能吃),人面而能强行者耳(看起来像人,却没有人的志气和本领)。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说什么看不起世俗,讨厌名利,把自己装扮成与世无争的样子,这不是士人的真实思想)。故斯将西说秦王矣。’”遂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仕为郎中,并拜为秦王嬴政的客卿。秦王并天下,以李斯为丞相。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始皇死时,李斯和赵高合谋,矫诏杀死太子扶苏,谋立胡亥为秦二世。秦二世即位后,赵高当权,诬陷李斯谋反,将李斯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
李斯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鲁迅先生说:“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现存散文有20 多篇。清代严可均把它收集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中。比较有名的有《谏逐客书》、《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李斯所写的石刻文,质而能壮,开汉晋碑铭的先声。李斯的小篆被称为“李斯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也有李斯的功劳。
(2)《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选自《史记·李斯列传》,题目是后人加的,或称为《谏逐客令》、《上秦王书》等。它写于秦王嬴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客”,指客卿,是秦国人对六国在秦国做官人的称呼。“书”是一种文体,是臣下给君主的书信和意见书。题目的意思是,规劝秦王不要驱逐客卿的上书。
全文三自然段(或为四自然段),每一自然段为一部分(四段者一二自然段为一部分)。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提出观点,指出逐客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以秦国重用客卿取得成功的历史事实,说明任用客卿对秦国有利,驱逐客卿对秦国无益。(谈客卿)第二部分:联系实际列举秦王爱好异物外乐的事实,指出贵物轻人的危害,进一步说明客卿对秦国有用。(谈外物)扬恽《报孙会宗书》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酣耳热,仰天扣缶,而呼乌乌。”《古文观止》道:“秦王性好侈大,故历以纷华声色动其心,此善说之术。”第三部分:指出逐客对秦国的统一事业不利,劝告秦王任用客卿以自强。(谈霸业)
主题
文章从秦国统一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强有力的事实,深刻地分析了逐客的错误和危害,提出了招贤纳士任用客卿成就秦国帝业的正确主张,奉劝秦王收回逐客令,任用客卿以自强。
写作特点
a、着眼点高,分析透辟。
b、运用事实进行论证。
c、在表现形式上,采用排偶铺陈、正反论证和对比等手法,使文章具有了雄辩的气势。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
《谏逐客书》译文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如今陛下得到昆仑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璧之类宝物,悬挂夜光珠,佩带太阿剑,驾乘千里马,建置翠凤旗,树立灵鼍鼓。这么多的宝贝,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们,是什么缘故呢?倘若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使用,那么就是夜光玉璧不能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具不能作为玩物,郑、魏之地的美女不能进入后宫,而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圈,江南的金锡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绘画。倘若用来装饰后宫、充任堂下、赏心快意、怡目悦耳的一切,必须是出产于秦国的才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宛珠装饰的簪子、缀有珠玑的耳饰、细缯素绢的衣裳、织锦刺绣的服饰就不能进呈到大王面前,而时髦优雅、艳丽多姿的赵国女子就不能侍立在身旁。那击瓮敲缶,弹筝拍腿,同时歌唱呼喊发出呜呜之声来快活耳朵听觉的,才是真正地道秦国的声乐,而郑卫之地的民间俗乐、《昭》、《虞》、《武》、《象》之类,则是异国它邦的音乐。现在舍弃击瓮敲缶而追求郑国卫国的音乐,撤下敲击瓦器的音乐而采取《昭》、《虞》之乐,像这样做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图眼前称心如意,适合观赏罢了。现在用人却不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人就得离去,是客卿就得驱逐。这样做,所重的是女色、声乐、珍珠、美玉,而所轻的是人啊。这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办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现在却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后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秦始皇父)为人质,认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子楚归国嗣位,为庄襄王。因以吕不韦为相。秦始皇年幼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政。《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之强而自己不如战国四公子养士之盛是一种耻辱,便大招门客以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便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此书悬挂公布于咸阳市门,并悬千金于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千金。吕不韦在此书的《序意》中宣称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此书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左右,有严密的体例,全书分为《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又有1篇《序意》(即《序文》),共 161 篇,今存160篇。
由于《吕氏春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内容庞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其中有的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实说理颇为生动。有的类比推理,有的用事实说明。其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寓言故事说理。据统计,全书寓言故事多答200多则。其寓言故事,有的是从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而来。有的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如《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便连用了“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来说明。其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论理贴切。
《荆人涉雍》:荆人欲袭郑宋,使人先表(标志,测量水深浅并做标志)澭水。澭水暴益(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如)坏都舍。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引婴儿投江》: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领着、牵着)婴儿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很快)善游哉?
二、汉代散文
(一)汉代社会概况
汉代从汉高祖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到东汉献帝建安末,共历时400多年。这一时期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汉初经济的凋敝与恢复。
楚汉战争,刘邦战胜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国之初,城乡荒凉残破,人口大量锐减。《史记·高祖功臣侯表》说:“天下初定,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其生产萎缩,粮食物用不足,物价上涨。《史记·平准书》说:“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为万钱)。”比秦时的最高价格高出三倍多。“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储备)”。汉朝政权建立后,摆在它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西汉初的几代皇帝,如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稚、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都十分注重恢复生产。在统治思想上,汉初主要是“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刘邦即位后,马上颁布诏令:“兵罢皆归家,以有功行田宅。”号召并鼓励逃亡在山泽的老百姓还归乡里;释免奴婢,一律免为庶民;又“薄赋敛,省徭役”,“轻田租”,抑制商人,强令中小商人弃商务农;还制定了奖励人口的措施。高祖七年下诏,民产子免役两年。汉惠帝六年也下诏,规定成年女子不出嫁要收算钱(人口税,每人一算钱,为20钱),高于常人五倍。到了文帝、景帝两朝时,经济进一步发展了,出现了所谓“蓄积岁增,户口寝息”,“众庶街巷有马,仟佰(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的兴盛丰足的局面。人口也增长了三、四倍。这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汉王朝统治者也注意总结和吸取秦王朝亡国的经验和教训。发展生产和总结前朝亡国教训的内容,在汉初政论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汉武帝时国力的强盛
汉武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施展了自己的雄才大略。汉武帝实行了盐铁国有的政策,打击豪强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又治礼作乐,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注意总结和发展学术文化,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又继续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对内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对外扩张,在北面,出击匈奴,将匈奴追出漠北数千里;在西面,通西域,伐大宛;在南面,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样既结束了边境骚扰的局面,又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汉初以来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基础已经十分雄厚。《史记·平准书》记载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边疆、边远地区)廪(米仓)庾(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于汉王朝的空前统一、经济的繁荣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汉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思想方面的统一。
汉初,在文化思想上对战国时代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都曾经提倡过。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和儒学在当时有一些斗争,各自的势力在不同时期有一些起伏。这些学派都曾适应于一定时期的政治情况,为统治者服务。最初,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思想,适应了当时与民休息的政治趋势而占优势,成为汉初的重要统治思想。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就逐步抛开黄老而转向儒学。到汉武帝时,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同汉武帝的积极有为、谋求扩张势力和建立统一巩固的封建王朝的意图便显得格格不入。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比较适合统治者的利益。于是汉武帝便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今文经学(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的传授儒家思想的经学学派,有别于古文经学)。
这一措施,对当时政治的统一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但同时它也窒息了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它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大部分作家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一般政论文,如奏疏等,大都蒙上了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很少有生气。
4、东汉中叶以后的黑暗统治。
东汉中叶以后的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的,如和帝刘肇10岁即位,安帝刘祜13岁即位。他们刚即位时因年幼而不能掌握权力,只能由母后临朝听政,依靠外戚辅政。而外戚又专横跋扈,威胁皇权。当皇帝成年以后,又依靠身边的宦官来诛杀擅权的外戚,又宦官掌握权力。这种外戚同宦官之间的争夺权利的斗争,在东汉中叶以后就发生了多次,给社会和人们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东汉后期,又发生了两次党锢事件。宦官同大官僚、太学士(各郡的儒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第一次收捕党人200多人,第二次收捕党人1000多人。东汉宦官外戚之间的斗争和党锢事件,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激烈斗争,是东汉王朝政治危机和社会黑暗的表现。东汉中叶以后的政治争斗和黑暗统治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汉代政论散文作家
贾谊与《过秦论》
1、作者生平及著作情况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贾谊少有文才,“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0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皇帝在学术方面的咨询官),后升迁为大中大夫(掌议论之官)。曾多次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得到汉文帝的重视。但却因此受到一些守旧权贵如周勃等人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辅佐君主或王侯之官)。四年后,被汉文帝召回,问鬼神之事。贾谊一一对答,具道所以。汉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为此,李商隐曾写了《贾生》一诗,讽刺汉文帝,对贾谊给予无限同情:“宣室(未央宫前殿,时文帝刚举行过祭祀,坐在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徒然向前移动),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任梁怀王(文帝少子刘揖)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太傅无状,加上政治上受到排挤,怀才不遇,只活了33岁就抑郁而死了。
贾谊怀才不遇的悲惨遭遇和抑郁早死,引起了后人的无限同情。历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到了长沙,都会想到贾谊。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适长沙,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放逐在外)就(在朝任职),又爽然(舒适的样子)自失(丢弃了过去的想法,即把道理想通了)。”杜甫在《发潭州》诗中说“贾傅才未有”。清朝人注释说:“公(指杜甫)至湖南,每怀贾谊。”柳宗元在湖南时也以贾谊自比,在给刘禹锡的诗中说:“更似谪长沙。”宋明两代,人们干脆用长沙来指代贾谊,如明末张溥篇的贾谊集,旧称为《贾长沙集》。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所著文章58篇,刘向编其为《新书》(又名《贾太傅集》)10卷。《新书》已残缺,后人辑其文为《贾长沙集》。其政论文《过秦论》、《陈政事疏》(即《治安策》)、《论积贮疏》和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A、题解
《过秦论》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篇,也有人将中、下合为下篇的。《过秦论》集中论证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三篇各有侧重。上篇过秦始皇,中篇过秦二世,下篇过秦王子婴。贾谊过秦,是想从中找出对汉王朝有益的教训来。《过秦论》下篇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些话正是给汉文帝说的。
C、艺术特点
① 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集中论证观点。
② 欲抑先扬。
③ 大量运用反衬手法和对偶排比句式,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贾谊的地位和影响
贾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家。他的政论文明显地受到了战国策士和诸子散文的影响但又有所革新和发展。秦以前的文章,大多重在著述,其形式为经、为史、为子,而不为集。如《山海经》、《孟子》、《老子》、《韩非子》等等。从汉朝到六朝,文人才开始由著述之体变为单篇散文,这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迁。郭绍虞先生曾把这种变迁比作为“好似小说之由长篇而变为短篇,戏剧之又多幕而进为独幕,诚是一种进步。”(《中国文学批评史》633页)而贾谊的散文,正是这种进步的开端。
贾谊的《过秦论》,开创了我国史论体裁的先河。以总结历史经验,借古谏今,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写文章,是从贾谊开始的。曹冏的《六国论》、西晋陆机的《辩亡论》、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论》、北宋苏洵的《六国论》、明朝宋濂的《隋室兴亡论》等都明显地受到了贾谊《过秦论》的影响。
另外,贾谊的散文已经具有了后来某些汉赋的特点。如其文章铺采攡文,排比夸张等。这说明汉赋受到了贾谊等散文作家散文的影响。当然,贾谊本人同时也是汉初的一个著名的辞赋家。清代章太炎曾指出:“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丰盛),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国故论衡·论式》)
历代文人对贾谊散文有过极高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文引录了《过秦论》,并且十分赞赏地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西晋左思《咏史》诗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等文章,“皆为西汉鸿文(巨著、大作),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2、晁错与《论贵粟疏》
晁错(约前200年——约前154年),汉朝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和景帝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和散文家。他早年曾研究过申不害和商鞅等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任太子(后来的汉景帝)家令,曾屡次尚书建议改革政治,很有辩才,当时号称为“智囊”。汉景帝时担任了御史大夫(副丞相),协助汉景帝改革法令,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各诸侯藩王的势力。晁错给汉景帝上了《削藩书》后,立即引起了诸侯藩王的攻击和诽谤,当时压力很大。以至于晁错的父亲也从颖川老家赶到长安,劝说晁错赶快罢手。晁错不为所动,认为削藩关系到汉王朝的安危。他对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这样以来,“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父亲看劝说无效,回到老家便服毒自杀了。不久,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起兵叛乱,并且打出“请诛曹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说晁错离间了“刘氏骨肉”,把攻击矛头集中到晁错身上,给汉景帝施加压力。汉景帝害怕七国连兵,为了推卸责任,妥协让步,便把晁错杀了。《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后来人们便以“东市朝衣”指大臣被杀。
《汉书》出《晁错传》。晁错流传下来的政论文一共八篇,都是给皇帝的上疏,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和《荆燕吴传》。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言农事疏》、《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募民实塞疏》、《削藩书》等。
3、刘安与《淮南子》
《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著而成。刘安(前179?——前122),为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历王刘长的长子。汉文帝前十六年袭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子》。汉武帝元狩元年,有人控告他谋反,下狱自杀而死。
(1)、内容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写的。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2、艺术
在表现手法方面,《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复有序,注意语言修饰,句式整饬,多用排比句,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的先河。如《原道训》开篇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下来就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又引用有关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如何得道而昌,如何失道而亡,来说明“道”之所以为“道”。又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之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
(三)、汉代历史散文
1、司马迁与《史记》(P、 232)
(1)、司马迁生平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说法。王国维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郭沫若等人考证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详,大约在汉武帝末年。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韩城市)人。当然,也有人说司马迁是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其理由:1、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和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2、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向南流去,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3、元代王世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说:“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而太和坊就是现在山西河津县太阳乡西辛封村。解放前此地称“太和里”,村口还树有“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石碑,现在该村还住有司马姓氏的居民。4、《河津县志》记载说:“三贤祠在县治东,祀卜子夏、司马太史、王文中子。明代县令雍焯建,刘达修。”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世代担任“太史”之职,从八世祖司马错到祖父司马喜几代曾经中断过。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曾做了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等,也兼管朝廷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司马谈精通天文星历、《易经》和黄老之学。 “学天官与唐都,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生平中与创作《史记》密切相关的有三件大事。
三次漫游。20岁时,司马迁出游江淮齐鲁,实地访问名山大川,考察古代逸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进行了第一次大漫游。这次漫游从长安出发,游历了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地。他到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凭吊里屈原和贾谊,到湖南的九嶷山、江西的庐山、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舜、禹的事迹,又在江浙一带考察了越王勾践、春申君、韩信等人的事迹和逸闻轶事,了解了楚汉战争中项羽、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重要人物的事迹。又到山东搜集了有关孔子的资料,了解了孟尝君养士的情况。在大梁又搜集考证了魏公子信陵君的故事。这次漫游大约用了一到三年的时间。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就做了郎中官。元鼎六年春(前111),司马迁(35岁)受汉武帝指派出使西南,到现在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他有机会了解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36岁)动行到泰山,亲自参加了汉武帝举行的“封禅”典礼,游历齐鲁山东半岛,又向北到了河北碣石山,经过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九原(今内蒙)一带回到了长安。有机会考察了中国北部和东部许多地区。三次漫游,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黄河、长江流域,大大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丰富了他的知识,为后来著述《史记》奠定了基础。
担任太史令。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从西南出使回来,到洛阳看望了临终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接受了父亲要完成著述史书的遗嘱。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被任命为太史令。四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遭遇李陵之祸。又经过了六年,到了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遭遇极大的不幸,遇上了李陵之祸。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于天汉二年作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偏师率步兵5000人远出漠北攻打匈奴,结果遭到了匈奴主力数万骑兵的围攻,矢尽弦绝,兵败被俘,投降匈奴。汉武帝为此震怒,“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朝中大臣也纷纷翻脸责骂李陵。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李陵投降之事的看法时,司马迁为了扩展汉武帝胸怀,回击大臣的翻脸行径,便斗胆在汉武帝面前讲了一些本可以不讲的公道话。不料却因此而获罪,被处以死刑,并于天汉三年遭受了宫刑。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的极大不幸,给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了惨重摧残,但司马迁思想因此而升华,认清了封建帝王和酷吏政治专横残暴的本质,看透了世态炎凉,认真思考了人生价值,痛苦地抉择了生死荣辱,完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荣辱观,树立了更高更实际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史记》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使司马迁从主题、思想倾向、选材、语言表达、艺术风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了重新思考和编写审定。
司马迁受刑出狱后,又曾担任了中书令(负责领导尚书出入奏事)一职。大约又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史记》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终于完成了。
(2)、《史记》
《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
本纪:本意是将事件的始末用年月时间加以贯穿和记载的意思,主要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各朝代的兴废始末和各帝王的大事。
表:《史记》的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世代年月列表记载历史大事。
书:书是对古代社会的经济概况、文物制度、风俗习尚以及山川水利等进行专门记载,反映的是整个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面貌。
世家:取“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主要用以记载诸侯王的大事。
列传:主要记载诸侯王之外的人臣的事迹。
(3)、《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上下约3000的历史。
A、具有强烈的“实录”精神,注重“考信”、“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历史。
B、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史记》写人记事,常常并不是冷静地无动于衷地进行叙述,而是在字里行间激荡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他通过素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结构、谋篇布局、谴词造句和篇末的“太史公曰”,或公开或隐蔽地表达对所记人物及事件的看法与感情。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从而“成一家之言”。表达他对古今社会变迁和人物作为的看法。
C、选取主要事件、典型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塑造出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D、创造并成功运用“互见法”,巧妙全面再现历史人物。其互见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详彼略、此主彼次或提示性互相照应的选择材料组织文章的方法。另一种是在不同的传记间巧妙选择组织分布材料,表达作者爱憎感情,全面地再现人物,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
《史记》在汉代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等。《史记》之名是《太史公记》的简称。有人认为这一称谓起于东汉桓帝时期,有人认为起于魏晋之间。
《史记》在成书以后的二十年间是默默无闻的。一直到汉宣帝时,经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讲述才公开流传。杨恽是汉昭帝丞相杨敞的儿子,因揭发霍氏谋反有功,被封为平通侯和中郎将。《史记》到东汉班固时130篇已经空缺了10篇,篇目未详。三国时魏人张晏对所缺篇目作了说明,认为所缺的是《景帝纪》、《武帝纪》、《礼记》、《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并且认为有一个叫褚少孙的博士曾为其补阙,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傅靳蒯成列传》。而范晔《后汉书·杨终传》载,在章帝时,《史记》曾被杨终删除了10多万字。可见早在汉代,《史记》的面目就已经被弄得有些模糊了。
后人对《史记》也曾有过不少非议。班彪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厚),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则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王允之则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金代的王若虚在《史记辩惑》中说《史记》“冗而杂”,“前后参差,殆不可晓”,完全“不足观”,“不足为法”,甚至认为司马迁“罪不容诛”。
(4) 、《史记》对后代的影响
A、体例有开创之功。宋代史学家郑樵对《史记》的体例予以极高的评价,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事实上,自班固的《汉书》一直到《明史》、《清史稿》众多的正史,虽然在名目和门类上有所改变,但都有纪有传,都是通过几个门类相互补充来反映历史的。它们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
B、“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A、创立了传记文学。
B、把散文的发展推行了更高阶段,描写手法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C、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所以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7) 《史记·项羽本记》节选译文
2、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扶凤安陵(陕西咸阳)人。《汉书》的内容,有一部分是袭用《史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班彪(其父)的《史记后传》65篇整理补充而成的,其8表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天文志》由马续协助班昭完成。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前23)共229年的历史,与《史记》齐名,并称为“史汉”。司马迁和班固并称为“班马”。《汉书》它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但略有改变,它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全书共12纪,8表,10书,70列传,共100卷,约80万字。《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汉书》袭用了不少《史记》原文;又大量地援引他人的文章;史料可靠性强。
3、《新序》和《说苑》
《新序》和《说苑》的作者是刘向。《新序》原有30卷,今存10卷,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以记载春秋故事为主。《说苑》也是历史故事集,以编辑诸子言行为主,多为哲理性的格言。《新序》和《说苑》所记人物鲜明生动,语言精练,富于形象性。
4、《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吴越春秋》的作者是赵晔,内容是叙述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但掺杂了许多传闻异说。
《越绝书》的作者是袁康,现存19卷,内容也是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可以和《左传》、《国语》、《史记》等互相印证和补充。《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属于杂史散文,介于历史散文和小说之间,所以有人也将它们列入小说类。
三、汉赋
赋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文学体裁,受《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产生并形成于汉代。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内容多用于状物,形式上句式长短不齐,散韵相间,多设主客问答,辞藻华美,多为长篇巨制。汉赋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代辞赋鼎盛,仅西汉一代就有作家80多个,作品1000多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录有西汉辞赋家78家,1004篇作品),作家作品众多。汉赋的发展经历了西汉初骚体赋、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东汉末抒情小赋三个阶。
汉初骚体赋主要追随楚辞的优良传统,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汉汉初骚体赋阶段,也叫做楚辞余波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也属于骚体赋。骚体赋句中多有“兮”字,“兮”字是骚体赋在形式上的特点。初骚体赋主要追随楚辞的优良传统,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屈原自况,其实是一篇表达他政治上不平的很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吊屈原赋》开头写道:“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包含着作者深沉的自吊意味。他的《鵩鸟赋》写鵩鸟(猫头鹰)飞如自己的屋里,同自己对话,借鵩鸟之口,抒发了自己的郁郁不平和对现实遭遇的不满,表达了一种所谓人生祸福无常应该知命不忧的思想。
西汉中末叶和东汉初散体大赋阶段,主要作家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杨雄的《甘泉赋》、张衡的《二京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其中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散体大赋的形制,标志着汉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猎、观涛和论理等七件事启发太子,使其霍然病愈。后来曾形成了如《七激》、《七兴》、《七依》、《七说》等的一种“七”体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标志着汉散体大赋已经成熟。《子虚赋》和《上林赋》通过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的辩论,宣扬汉帝国的豪华和声威。它假设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先生“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糜,窃为足下不取也”。但同时他却把齐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多夸耀了一番。而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的对话,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以及天子射猎的盛况,从而压倒了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其它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等也都属于这一类赋。扬雄年轻时极为喜好司马相如的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他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时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这四篇赋处处仿效司马相如,在内容上都是歌颂汉王朝功德和声威的。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以西都宾向东都主盛赞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富丽、壮伟,东都主则赞颂当时朝廷的盛事,体制宏伟,多有警句,是模仿司马相如大赋的名作。张衡生活在东汉由盛转衰时期,他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最著名的散体大赋是《二京赋》。《二京赋》虽然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但在模拟中有自己的创造,写得更加铺叙夸张,内容也更加丰富,篇幅进一步加长,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他还写有《南都赋》。
东汉末抒情小赋的主要作家作品有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和《应间》,蔡邕(yōng同“雍”,和睦,和谐)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抒情小赋。这种赋形制比较短小,文字清丽,多通过咏物来抒发作者的怀抱和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的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政治。由长篇巨制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的统治阶级生活变为抒写个人胸怀情志,这就是散体大赋转变为抒情小赋的显著标志。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巨大变化,社会黑暗。
四、汉乐府民歌
乐府最初为封建朝廷的音乐机关,乐指音乐,府指机关,其任务是创制曲谱、收集民歌、培训演员和演奏歌舞,或言其最早创建于汉初,或言其在秦朝时就早已有之。南北朝时,人们又将在汉代乐府机关里配过乐的歌诗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便又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乐府是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
1、郭茂倩与《乐府诗集》
据班固统计汉乐府有138首,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只有将近40首。郭茂倩(宋代)的《乐府诗集》是收录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它将汉至唐的乐府诗分成12类,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四类中。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后三类中。
2、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诗的精华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内容主要包括:(1)、揭露统治阶级罪恶。(2)、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生活,表现他们的怨恨和反抗情绪。(3)、揭露和描写战争灾难。(4)、描写恋爱婚姻生活,歌颂坚贞爱情和反抗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的斗争。
3、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征
其艺术特点要点是:(1)、以叙事为主;(2)、善于通过言行表现人物性格;(3)、善于运用比兴、铺陈和对白等手法;(4)、形式自由多样,句式灵活,以杂言为主,趋于五言;(5)、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通过一个少年当兵、白头始归的老兵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动乱残破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的不合理和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艺术特点主要是:⑴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选材典型,以小喻大。⑵以“家”字结构全诗,集中描写无家的惨况。⑶通过言行揭示主人公心理活动。⑷语言口语化,浅显平易。
《陌上桑》(P、131)
《陌上桑》通过罗敷机智地拒绝和痛斥太守的无理调戏和纠缠,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卑鄙无耻和愚蠢,热情歌颂了罗敷的坚贞聪明,活泼勇敢,敢于斗争的胆识和善于斗争的智慧。罗敷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年轻美貌,热爱劳动,不畏权势,不慕富贵,坚贞善良,聪明机智,敢于反抗强暴,是一个劳动人民妇女形象。
《陌上桑》艺术特点的要点是:⑴叙事、描写、抒情相结合。⑵运用侧面烘托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⑶精于剪裁,以对话展开情节。⑷夸张虚构,富于喜剧色彩。
《陌上桑》翻译:
太阳高挂在东南方,照到了我秦氏的楼房。秦家有位姣好的女郎,本名叫罗敷。罗敷喜欢养蚕和采桑,采桑来到了城南。用青丝做篮子上的绳络,用桂枝做篮子上的提柄。头上梳著倭堕髻,耳上挂著明月珠。杏黄的绫罗做下裙,紫色的绫罗制短袄。当路上行人看到了罗敷,就放下担子抚摩髭须。当少年看到了罗敷,就脱下帽子整理发巾。使耕田的忘了犁耙,使锄地的忘了锄头。耕锄者归来相互抱怨耽误了劳作,只因为多看了罗敷一眼。太守从南方过来,五匹马都停下了脚步。太守派个小吏前往,请问是谁家的女子?秦家有位姣好的女郎,本名叫罗敷。请问罗敷今年几岁?二十还不足,十五却有余。太守请问罗敷,能和我同生一车走吗?罗敷亲自上前回答:太守怎麼这麼傻!太守有自己的妻子,罗敷有自己的丈夫。东方出现了一千多车骑,我的夫婿就在最前头。用什麼来辨识我的丈夫,那骑著白马有黑马跟随的。马尾上系著青丝绳,马头上罩著黄金络。腰中佩著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岁做了府中的小吏,二十岁在朝为大夫。三十岁官拜侍中郎,四十岁做了一城的太守。他有洁白的皮肤,脸上略长一些髭须。在公所中迈著方步,在府衙裏慢慢走踱。在座有几千人,都说我的丈夫才貌出众。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收录作品上至西汉、下迄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除第 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於春秋战国之间外﹐其馀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玉台新咏》在流传过程中﹐曾经一些人窜乱﹐所以有人怀疑此书非徐陵所编﹐而出于稍后的人之手。但此说尚不足以成为定论。其《玉台新咏》中收录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署名为“无名氏”。产生时代有东汉、魏晋南北朝、(刘)宋初等说法。现在一般认为其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文人加工。
《古诗十九首》(P、131)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等。内容多写游子思妇,朋友间的离情别绪以及士子们的彷徨失意、牢骚苦闷,表现了浓厚的伤感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动荡。艺术形式上多用五言,语言含蓄蕴藉,善用比兴寄托,言近旨远,语短情深,耐人寻味。《古诗十九首》被认为是五言诗的成熟的标志,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古诗十九首》为“五言之冠冕”。
《行行重行行》翻译: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作业:
一、
1、《史记》的体例、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2、汉乐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3、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答: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1)、内容多写游子思妇,(2)、朋友间的离情别绪,(3)、求官不遂,仕途失意的苦闷与悲伤。
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三、翻译下面的句子。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