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的集大成者:宋代散文
(2016-04-05 2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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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散文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南渡前后、南宋中兴和南宋末年。
北宋前期,即从宋代开国到宋仁宗天圣年间,时间大约70年。首先开启宋代散文创作的是由五代进入北宋的一批文人,这些文人以徐铉、陶谷、张昭、李昉、陈彭年等人为代表.
北宋中期,以欧阳修登上文坛为标志,宋代散文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历时80年,至苏轼去世为止。这一时期欧阳修、苏轼次第主持文坛,将宋代散文推向顶峰,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文推向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流派众多,而皆以古文相称,呈现出多元分化而又整体统一的特点。其中著名的有文章派、经术派和议论派。文章派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欧阳修“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
第三个时期,至李清照去世为止,历时55年。宋代散文并没有因政局变化,朝廷南渡而衰落。这一时期,出现了文采派和抗战派两大散文流派。文采派的代表作家有汪藻和李清照。该派散文创作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改造骈文的成就,骈散结合、属对精工、文采斐然、自然流畅。宋代散文的第四个发展时期,是南宋散文创作的繁荣期,自高宗绍兴末年至理宗端平年间。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事功派、理学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等诸多散文流派交相辉映的局面。事功派散文作家有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杨万里、辛弃疾、陈亮等人,陈亮、辛弃疾是事功派的核心人物。宋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自理宗端平年间至南宋灭亡。南宋末年,以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派将宋代散文推向最后一个高潮,他们以慷慨激昂、悲壮雄劲的旋律结束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南宋末年,随着蒙元贵族的入侵,文人的爱国精神极为昂扬,文天祥、谢枋得、刘辰翁、郑思肖、谢翱等人,一面抗元救国,一面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大量优秀散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第二.特点
1、作家投入与作品产出:宋代散文作家之多与作品之富,前此历代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作家逾万,约为唐五代的三倍、秦汉时期的十二倍;作品超出十万,至少是唐五代的五倍、先秦至隋作品总量的八倍。宋代名家数量和个体创作数量也优于前代。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欧阳修的作品数量为韩愈的6.74倍、柳宗元的4.63倍;苏轼传世作品为韩愈的12.08倍、柳宗元的8.37倍!脍灸人口、广为传播的散文名篇精品数量,宋亦夥于唐。唐代散文精品集中于韩柳,宋代精品作家数以百计,欧、苏、曾、王之外,诸如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朱熹、叶适、陈亮、文天祥等等,均有历代传诵不衰的散文名作。
2、运行机制:多元并存与整合驱动: 宋代散文创作的运行发展,散体、骈体、语体多元共存,并向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复合型运行机制。其中骈、散二体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彼此渗透,构成了宋代散文创作中的主旋律。语体虽不足抗衡骈散,但亦行乎两宋间,为道学、理学所专擅,未可轻置。宋代语体多是鸿学大儒授业课艺的纪录,体仿《论语》、《孟子》,蔚为大宗。语气亲切宛然,风格自然纯朴,使人如对如晤,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对白话文学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反映了宋文的一个侧面。骈文至宋而大变,欧、苏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三百年名作相望,名家无不染指该体。
3、发展模式:群体式创作与流派型衍传 宋代文化模式被学人称为“宋型文化”,其散文发展则以群体蓬起与流派纷呈为主要特征。宋代文人群体意识空前强化,大致相同或相似、相近的指导思想与审美趣尚,使散文家们结成了众多的创作团体。从宋初的五代派、复古派到南宋末期的抗战派、遗民派,其间的作家群体及流派数以百计。不同群体和流派的出现,使宋文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4、社会环境:崇文意识与文化氛图: 文学的发展虽有自身运动的规律,但又必然受着“社会生活环境制约”,有时,“整个民族社会的状况”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兴衰。宋代散文的繁荣鼎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促成的必然结果。
5、创作主体透视:知识结构与群体意识: 宋代作家往往集学者、显宦、文学于一身,全才、通才型作家不胜枚举,诸如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宋代品评人物极重德、学、才、干,即品行、学问、辞章和能力。宋代很多文人,实际上都是深于学术、娴于理政、尤精文学的综合型通才。这种通才性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具有较强的创造力。他们鉴于古而通于今,视野开阔,气魄宏大,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同时,追求人格的完善。宋代文人还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群体意识。
总之,宋代作家丰瞻广博的学识和深厚坚实的学术功底,为散文的大批量产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众多作家鲜明的群体意识,使他们自觉地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创作团体,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发展。
第三.名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五代史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石钟山记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