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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大作家洪昇自写梨园人生梦——2011年在杭州大讲堂的演讲提纲

(2024-07-28 14: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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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文化

江南文化

世族文化

杭州文化

戏剧文化

分类: 文学解析

红楼梦是一部大剧作家洪昇自写梨园人生梦的杰作

       ——2011年在杭州大讲堂的演讲提纲

                                                                           土默热

内容提要:

在时代上,《红楼梦》展示的是末世文化,而不是盛世文化;

在地域上,《红楼梦》展示的是江南文化,而不是北京文化;

在族群上,《红楼梦》展示的是江南世族文化,而不是旗人文化;

《红楼梦》展示的三个文化的汇聚点,在“三生石畔”的杭州。

《红楼梦》展示了杭州文化的时代前沿:洪昇及其姐妹们的生活.

 

引论:对《红楼梦》文化判读不能因果倒置

百年红学关于《红楼梦》系乾隆文化、北京文化、旗人文化(满族文化)的研究,都是从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的作者曹雪芹出发,先入为主得出的“偷斧子”式的结论,都是从外部强加给《红楼梦》的因果倒置的结论。

土默热的红学研究,就是在对以上三种结论产生怀疑的基础上开始的。任何文化人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而是潜心认真读《红楼梦》,都难免要发出疑问:《红楼梦》表现的果真是红学家们所说的清宫秘史中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么?这样的《红楼梦》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么?还值得我们为之迷醉么?红学专家的文化阐释是否有误导之嫌?

主流红学界的这种误导,绝不仅仅是搞错了《红楼梦》“作者和版本”(胡适语),要害在于糟蹋了红楼文化(俞平伯、刘梦溪的结论性意见: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红学家说的越多,《红楼梦》越显其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土默热就一直在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土默热红学与主流红学的关键分野不在于作者之争,而在于对作品的文学解读、文化阐释、文明领悟。不是为了曹雪芹或其他什么人争著作权,而是为了正确解读《红楼梦》!

红楼文化不在红学家考证、索隐的外在材料中,而在《红楼梦》书中,在与《红楼梦》同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文本研究与作者考证之间出现矛盾,文本是本源的、第一性的证据。研究《红楼梦》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必须抛弃成见读原文,解原著,为《红楼梦》在文化长河中正确定位,立足红楼品文化,登上红楼赏文化。

土默热红学既不是索隐派,也不是考证派,更不是什么探佚、评点派,而是文学解读派(析书派),是按照文学作品发生发展规律研究《红楼梦》的文化派。土默热红学的结论不是从外面强加给《红楼梦》的,而是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文化判读,通过对与《红楼梦》同期的文学作品的比较文学研究,通过对《红楼梦》思想源流、文化传承、生活素材、创作动因的研究,从书中得出来的结论。

土默热红学与正统红学之争,根子不在于《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而在于《红楼梦》作品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在于对作品的文学理解和文化判读:《红楼梦》在时代上展示的是末世文化,而不是乾隆文化;在地域上展示的是江南文化,而不是北京文化;在族群上,展示的是江南世族文化,而不是旗人文化;总而言之,《红楼梦》展示的三个文化的汇聚点,在“三生石畔”的杭州。《红楼梦》展示了杭州文化的时代前沿:洪昇及其姐妹们所代表的江南世族生活。

 

一.在时代上,《红楼梦》展示的是末世文化,而不是盛世文化。

乾隆时期方出现的科举“五言八韵诗”,是主流红学界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作品具有乾隆背景的主要证据。首先提出这一证据的是浙江学者俞樾,胡适是因袭。但这一证据出现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只能证明后四十回是乾隆年间的续书,不能证明前八十回也创作于乾隆年间。胡适先生把后四十回续书权交给乾隆年间的高鹗,却把前八十回判定为他考证出来的那个乾隆时期曹雪芹的作品。这在逻辑上说不通,道理上也不成立。

高鹗续书说在红学界早已破产,红学家们又把后四十回作者变成“无名氏”或“佚名”。真的“佚名”么?仔细看看书的结尾故事就知道了。书中明明写着空空道人把“收缘结果的话头”交给了悼红轩中的曹雪芹,足证曹雪芹才是后四十回的续书者。先有《红楼梦》,后才能有悼红轩,先有前八十回的未竟故事,后才能有“收缘结果话头”。这与书前关于曹雪芹是在前人文字基础上续书,对此书的贡献只是“披阅增删”的记载是一致的。

《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出现了宝玉吃老祖宗葬礼上的“克什”、新媳妇宝钗在新房内给凤姐“装袋烟”、林黛玉病中吃“火肉白菜汤”等旗人风俗描写,足证续书者是个旗人,续书时间在乾隆朝。曹雪芹确实是乾隆年间的旗人,断定其为续书人,应是合理推断。前八十回中绝无这些旗人风俗描写,也没有科场诗,那个托名石头的作者是旗人么?创作时间是在乾隆盛世么?对此应持怀疑态度。

后经浙江平湖王正康先生考证,《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并非胡适考订的那个乾隆年间曹雪芹,而是康熙年间的曹寅,“雪芹”是曹寅的别号,有曹寅藏书《书史纪原》“雪芹校字”为证。曹寅收藏此书前校阅了书前董其昌的序言文字。曹寅当然是旗人,能写出后四十回中的旗人风俗。从而证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都不是乾隆年间的作品。

我们还是好好读《红楼梦》吧。书中反复交代:这是一个发生在“末世”的故事。石头投胎问世的时间是“当日地陷东南”之时,“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这是什么时代?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煤山上吊,吴三桂勾引清军进北京,清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南明三帝一监国抗清,平定三藩之乱,清军收复台湾等等,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嘛。清军下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是“当日地陷东南”嘛!这是明末清初的“末世”,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末世。

明清文人均称此时是末世。这一时期的文化属于“末世文化”,在文化史上属于晚明文化气脉。晚明文化不等于晚明历史时代,横跨明末清初,基本时间段在17世纪。晚明文化最主要的文学特征,是艺术上的情本梦幻和思想上的民族哀伤的奇妙组合,是艺术上的极度女性化香艳旖旎和思想上民族主义的黄钟大吕奇妙组合,如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前后相继大量的“风流冤孽”投胎问世的“风流公案”文学作品等。

这种极为特殊的文学潮流,是对明朝后期言情文学滥觞的继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金圣叹的《金批西厢》,情僧冯梦龙与《情史类略》,李渔《闲情偶寄》等)。加之大明覆亡、清廷入主后遗民思想的大爆发,所必然形成的文学潮流。《红楼梦》正是一部情本梦幻情调加民族兴亡感叹的文学作品。明末清初文学流行梦忆题材,最典型的是“石公”张岱与《西湖梦寻》、《陶庵梦忆》,“西湖无日不在梦中”,现实之西湖不如梦中的西湖,因而以哀伤忧郁文笔写梦中西湖人和景的作品。

根据《红楼梦》书前作者交待,此书乃是作者在“地陷东南”之后,在“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际,梦忆昔日三生石畔、赤霞宫(宝石流霞)“闺友闺情”的小说。对书中出现的文人、作品、剧种、剧目的考证,均截止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前,足证其创作于顺治康熙时期。

 

二.在地域上,《红楼梦》展示的是江南文化,而不是北京文化。

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中有“鼓楼西大街”,“恒舒当”,“小花枝巷”,“苇子坑”等地名,认为这就是北京文化的证据。“钟鼓楼”等地名在那时何地没有?岂独北京?就算是北京,到过北京的江南人不可以随手拈来写入书中吗?“假作真时真亦假”,书中凡是真的地名都是假的,用地名证明地域文化是不可靠的。正确判断《红楼梦》的地域文化,还要看书中描写的基本风情和基本民俗。

《红楼梦》与花柳繁华文化。书中不厌其详描写的梅花、桃花、荷花、桂花,只能是江南背景。四雪(香雪、金雪、绛雪、秋雪)点染的大观园,也只有江南文人写得出。芦雪庵“棹雪而来”与鲜荔枝上市季节同时,只能是江南的水乡秋景。晚明文人对花柳文学的偏爱。晚明文人写花柳文化的小品文汗牛充栋。“矮凹(幽页)舫”(陆游诗:纸裁须放矮,斫砚正须凹),正是西湖“读书船”的雅称,“浮梅槛”与“读书船”恰是晚明时期杭州特有的文化现象。研究《红楼梦》必须读一读虫天子《香艳丛书》。

《红楼梦》与江南民俗文化。书中的茄鲞,茶筅子,均为江南特产。妙玉品茶,持螯赏桂,芒种节祭饯花神,均为江南特有民俗。贾府、大观园的建筑与园林,均为江南民居,江南园林。居室有窗纱,碧纱橱,板壁(叶明研究成果);园中小桥流水,随处有登船码头。沁芳溪与流香溪,秋雪庵,藕香桥至今犹存。只有江南水乡的女儿才能是水做的骨肉。大观楼、太虚楼与大观园、太虚幻境。

《红楼梦》与女性崇拜文化。明末清初江南女诗人群体(方大镇家妯娌,商景兰姐妹,叶绍袁三女,吴吴山三妇)。皆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多才多艺,不让须眉。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诗社,女性公然出版诗集、画集,包括父兄在内的诸多士大夫为之序跋。士大夫多有对女性诗画的品评,歌颂女性的文学作品呈一时之盛,《妇人集》等女性传记作品大行其道。明清文人齐声为女性唱赞歌。

脂批指出才子佳人小说为“今之小说”、“近时小说”。淫秽作品的泛滥,啸花轩现象,南风之盛(南风之都杭州)。《红楼梦》的语言和情节并不干净。林四娘故事在书中是一个“新题目”,王士祯《池北偶谈》与蒲松龄《聊斋志异》都曾记载林四娘故事,王士祯还曾奉朝廷之命“闲征姽婳词”并为之作序。

 

三.在族群上,《红楼梦》展示的是世族文化,而不是旗人文化。

红学家所说的贾宝玉把嫂子称“姐姐”,把老年女仆称“嬷嬷”,是旗人风俗么?凤姐本来就是他的表姐,称姐姐并非什么旗人风俗。宝玉只对凤姐称姐姐,对李纨、尤氏并不如此称呼。“嬷嬷”并非旗人专有称呼,明清戏剧中均如此称呼,《长生殿》中多“嬷嬷”。江南没有“炕”吗?,《海上花列传》中就有“炕”,不烧火的炕,江南炕榻,别忘了杭州西湖一带还有庞大的“满城”。这些都不是关键所在,“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特征,描写的绝非北方旗人大奴隶主家庭。

《红楼梦》书中描写的是一个“百年望族”,富贵流传已久。庞大的家族,已形成众多的“房”,贾母还有五六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这绝不是刚刚入关的旗人所能形成的大家族,更何况江南世族与北地旗人主奴关系绝不相同。江南三大织造均系内务府所属包衣下贱,也不是“本省”的四大家族,曹家属于汉人战俘沦落为奴,地位更加低下。江南世族从东晋起,历经六朝、吴越国、南宋到晚明,源远流长。明代江南的蓄奴制度,见《唐伯虎点秋香》。

清初江南世族的末世。土地兼并程度过高,威胁朝廷的漕米贡赋;明里暗里勾结抗清势力,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科场案”、“庄史案”,清廷通过一系列大案对江南世族以毁灭性打击。均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境地,最终“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江南士大夫阶层对“亡国”、“亡天下”的沉痛反思,反映为《红楼梦》中的“异端思想”:“文死谏武死战”,“除明明德外无书”,“男泥女水”等。《红楼梦》中的思想放在乾隆盛世看确实显得有些异端,放在清朝初年的末世中看,既非“异端”,也不“超前”,而是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阶层共同的理念。

 

四.三个文化的汇聚点,《红楼梦》展示的是三生石畔杭州文化。

晚明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即对《红楼梦》小说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的文化判读。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内去探讨《红楼梦》的文化底蕴。书中的“中京”、“长安大都”,“金陵石头城”都是假借,作者已明确告诉读者当不得真。真实的文化背景在哪里呢?就是在明末清初的杭州!

《红楼梦》小说三要素的交汇点在杭州,这个交汇点就是“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非杭州莫属。宝玉、黛玉两个主人公是来自“三生石畔绛珠草”,“赤霞宫神瑛侍者”,分别指飞来峰下天竺寺和葛岭宝石山。大观楼和太虚楼都在吴山。“六桥梅花香彻骨”指西湖六桥。“寻芳问蜡到蓬莱”指孤山探梅。“双悬日月照乾坤”与“日月双悬于氏墓”。《红楼梦》中处处一道靓丽的杭州风景线。可参阅拙文《红楼梦的杭州风景线》,《红楼梦的杭州幻象》。

《红楼梦》书中展现的杭州文化,是“当日地陷东南”时期的杭州文化,是“末世”的杭州文化,是杭州的世族文化。从书中不难看出,《红楼梦》创作受《牡丹亭》、《金批西厢》、《金批水浒》、《金瓶梅》、《相思砚》、白居易《长恨歌》及东坡文化的影响颇深,这些文化的交汇点,都在明末清初的杭州。《红楼梦》与《长生殿》,乃是两部“专写钗盒情缘”的文学力作,“两用前盟写衔玉,三借双星绾奇缘”,足证两部作品系同一作者。

 

五.《红楼梦》展示杭州文化时代前沿:洪昇与蕉园姐妹的文学生活。

为什么把《红楼梦》作者确定为洪昇?《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三生石畔,赤霞宫,是作者洪昇与其妻子黄蕙的祖宗庐墓所在。《红楼梦》四大家族与明末清初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洪氏家族宋代故居与贾似道府叠合在葛岭宝石山,故书中主人公要姓贾。明代洪园在西溪。流香溪与沁芳溪,流香溪畔的贵族园林:洪园,竹窗(蕉园),花坞,九间楼酒家,秋雪庵,老东岳(天齐庙),水月庵,水仙祠等。

《红楼梦》属于梦忆体小说:“不到栖闲地,惊心四十秋。园经三主易,壁少一诗留。危石仍青嶂,荒祠改画楼。槎桠两枯树,还映小池幽。”“池畔两株桂,年年开暮秋。天香清鹤梦,花影乱鱼游。剪伐归何处?婆娑忆未休。惟余一拳石,似写小山幽。”《红楼梦》“一块顽石,两株枯木”意向,与洪昇夫妇归故园感叹诗中的“翠障石”与“两株桂”意义上的相关性。

回忆当年,在这里,洪昇夫妇与十二钗青少年时代的天堂。离家二十六载,“园经三主易”后,故园已残破不堪,惟余残石枯木,昔日的温柔富贵已如过眼云烟,文采风流的姐妹们早已风流云散,作者当然要有千红一哭之感。洪昇立意为“闺阁昭传”,兼写自己“无材补天”之恨,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创作冲动和创作素材么?

书中所写前后两期女子诗社,林妹妹重建桃花社,诗社“祭酒”寡妇大嫂子,姐妹们的引路人和保护神老祖宗,流香溪与沁芳溪,九间楼与杏花村,蕉园与西溪山庄,这些素材与故事的一致性,纵横连接,丝丝入扣,绝没有偶合的可能。康熙南巡期间元宵节灯火辉煌景象(毛奇龄《西湖蹋灯词》)。康熙南巡和十二钗结诗社发生在同一园林中,是为排他性铁证。

洪氏家难(窝里斗),蕉园诗社(女子诗社),康熙南巡(元妃省亲),西溪园林(沁芳溪及沁芳三址),《长生殿》案,五位一体证实了红楼故事的素材来源在杭州,在西溪,在明末清初,在洪升和他的姐妹们的文化生活中。这是文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最好例证。

 

六.《红楼梦》是一部大戏剧家洪昇自写梨园人生梦的杰作。

鲁迅语:《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小说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传统小说的本质都是话本,重在叙事;而《红楼梦》则重在抒情,是一部小说化的水磨腔(戏剧)和故事化的梅村体(诗)。洪昇本身就是一个大戏剧家兼诗人。

《红楼梦》按照戏剧手法写小说。《红楼梦》的每一个故事情节都可以直接放在舞台上演出,电影、电视剧改编容易,书中舞台场面、服装道具、人物表情、人物对话,都设计周延,可直接上演。

黛玉进府时宝玉、凤姐出场——“叫板上”。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四人谈话与《沙家浜》“智斗”一场绝相似。宝玉为麝月对镜蓖头,晴雯两次摔帘子进屋嘲谑。芳官等小戏子与赵姨娘打架。宝玉、北静王装束与阮大铖江上阅兵梨园装束绝类。探春、妙玉、秦可卿卧室陈设均为舞台布景道具。宝黛花下读《西厢》场景与金圣叹批《西厢》“不亦快哉”。

《姽婳词》为“古风”,司马相如(汉大赋)、白居易(元白新乐府)、吴梅村(歌行体)的三阶段,诗史。《红楼梦》与《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恒王重武复重色”。洪昇自序:《长生殿》只按《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创作。《长恨歌》、《长生殿》、《红楼梦》一脉相承。《红楼梦》与《长生殿》——两部专写钗合情缘的孪生姊妹花!

 

结语:红学发祥于杭州并将重新昌盛于杭州的文化必然性。

逄冠卿认为:土默热红学在思想上有本,文学上有根,故事上有源,人物上有据,事实清楚,逻辑严谨,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红学应向晚明文化气脉和三生石畔文明回归。

《红楼梦》诞生于杭州,红学也发端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今后,红楼文化的正确解读和阐扬,也必然在《红楼梦》与红学故乡这片人杰地灵的文化沃土。

为了普及土默热红学,弘扬杭州文化、西溪文化,近日叶明、黄亚洲和土默热合作编写了一本《土默热红学大观》,概要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三生石畔红学新说。在大陆港台三地同时发行的《中国文化》第35期,刊登了土默热的《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近期还将有两部《流香溪畔话红楼》《长生殿内品红楼》专著,作为《西子湖畔红楼情》的续集,在杭州出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这套三部曲。

在黄亚洲主席的倡导组织下,去年在浙江成立了土默热红学研究会。在王正康先生的带领和组织下,研究会诸位专家学者很努力,学术研究很有成就,进展良好,平湖红学会的朋友写出了一批很有质量的文章。民间有两个叫姬健康和聂桥的浙江网友,在博客上贴出不少有见地的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宣传普及了三生石畔红学新说,阐释弘扬了杭州文化,对土默热的研究也大有启发。热望杭州有更多更好的红学成果问世。

《红楼梦》是西溪文化、杭州文化的产物,不能狭义理解,也是整个江南文化的产物。洪昇晚年,在平湖(高士奇北墅)、乌镇(吴汝范家饮酒,汨罗捉月)、松江(云间提帅张云翼演出《长生殿》)、苏州(桃花坞祭唐寅,阊门忠宣公祠堂)、南京(李天馥,曹寅邀请)等地,都曾留下洪升文化生活的足迹,都与《红楼梦》创作有某些关系。对这些地点及人物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我考证研究了一些,但很不够,希望江南同仁有兴趣参与研究,共襄盛举。

最后,集红楼原韵成一联赠此次杭州红学盛事:

上联为“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赤霞宫中石头恨”;

下联为“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地,三生石畔红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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