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学“发祥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

                               （修订稿）

                                                土默热

    “红学始盛于浙西”之说，乃是当代著名红学家徐恭时先生提出来的。徐恭时先生乃浙西平湖人，致力于“红学史”研究几十年，以耄耋之年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得出“红学始盛于浙西”的结论，应该不仅是出于对故乡文化的偏好，更是注重对大量红学史实归纳总结得出来的研究结论。

    所谓浙西，乃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地理角度来说，由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构成的三曲浙水，天然地把浙江大地划成了浙东、浙西两大部分；浙西就是指浙水之西的杭嘉湖一带丰饶广袤的土地。从历史角度看，以杭州为中心的浙西，乃是古良渚文化、古越文化与南宋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所谓“红学始盛于浙西”的说法，乃是根据红学诞生之初的清代乾嘉年间，在浙西一地集中出现了大批关于《红楼梦》小说传播研究的现象，并据此所得出的研究考据结论。这些早期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文人有周春、黄金台、陈其泰等，可谓我国百年红学的奠基者；刊刻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可谓我国最早的一部“红学”专著；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从平湖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的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乃是《红楼梦》从中国流传海外的最早记录。

    其实，“红学始盛于浙西”一说，并非徐恭时先生的一家之言，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也曾经指出：“见诸笔墨的红学，端以杭州一带为发祥地”，“个人所见到的，从乾隆末到嘉庆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红楼梦》题咏者，大多数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红学专著’则出于海宁人周春之手。”

     “红学始盛于浙西”、“杭州为红学发祥地”的现象，尚不止徐恭时、周汝昌先生指出的这些例证，还有一些特别耐人寻味的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同为浙西人之苕溪渔隐、戚蓼生、舒元煒、袁枚、三六桥、俞樾、王国维、吴世昌、俞平伯等。这里我们不妨将这些事例集中加以梳理，进一步探讨一下浙西一地与红学发端及兴盛的渊源关系。

    周春(1728——1815年),浙西海宁人。字芚兮，号黍谷居士。乾隆进士，曾任广西岑溪知县。他博学多识，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如果按照“四十年华”推算曹雪芹生年，周春仅比曹雪芹小五岁），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周春在本书中主张《红楼梦》“写张侯家事”，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的鼻祖，结果被周汝昌先生讥讽为“红学在东南半壁－兴起，那兆头就不怎么美妙”。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17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戚蓼生，(1730—1792)，字念功，号晓塘（一说字晓堂），浙江德清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刑部主事，升任郎中。乾隆三十九年任四川副主考，四十二年授河南正主考，旋调云南学政。乾隆四十七年出任江西南康知府，刚刚到任，又升任福建盐法道。乾隆五十六年升任福建按察使，五十七年冬卒于任。他一生为人洒脱，风流倜傥，不修仪表，喜饮酒，好谐谑，有点玩世不恭，但处事精明强干，断案理政能力强，经常案无留牍。

    戚蓼生也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早年曾购得八十回本《石头记》的早期抄本，阅读之后，大为赞叹。在乾隆五十四年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抄录、整理，并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一篇，对《石头记》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戚蓼生序言中对《红楼梦》所作的“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的评价，历来为红学界所称道，尤其为俞平伯先生所赞赏：“戚蓼生序……向来不大受人称引，却在过去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实写得很好”。

    戚续本《石头记》最初的来历至今并不清楚，周汝昌先生推测，他可能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到京应试，在北京庙市购得的坊抄本，但也有人推测说戚蓼生获得的乃是《石头记》古本。此本究竟源出于浙江还是北京，购得的时间究竟在何时，没有证据，红学界的说法都不过是因果倒置的逆向推测而已。带有戚序的抄本后来流落到了获葆贤手上，在清末由有正书局石印发行，分订前后两部各40回，用大字精钞，题为“国初钞本”。鲁迅研究《红楼梦》，就是以此本为底本的。熟悉清史的朋友都知道，顺治康熙年间可以称为“国初”，而乾隆年间则是清中叶，绝非清初。

    舒元炜，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杭州人。红学家吴晓玲先生藏有一本卷首有舒元炜的序及其弟舒元炳题《沁园春》词的《红楼梦》抄本，习称舒序本或舒本。舒元炜序的落款是：“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并有“元炜”、“董园”印二方。可证其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已酉（1789年)，作序者舒元炜为“虎林”亦即杭州人。

    舒元炜的序言为骈体文，套话连篇，文学价值不高。但序言中有“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等句，足证舒元炜知道《红楼梦》全璧应为一百二十回。舒元炜的序言写作时间早于程甲本付印二年，亦从一个侧面证明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前，便有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流传于世。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是乾隆、嘉庆时期“性灵派”代表诗人之一。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记载：康熙间，曹練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证明的确有个名叫曹雪芹的人创作了《红楼梦》。本来袁枚与今天红学界考证的那个曹雪芹几乎同庚，应该是同时代人，但袁枚却说他知道的那个曹雪芹，乃是“曹練亭织造之嗣君”，即儿子而不是孙子，并且是“相隔已百年矣”的前代人物。那个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应该是一本写妓女生活的小说。

    苕溪渔隐，名范锴(1764——1845)，字声山，号白舫，又号苕溪渔隐，苕溪老渔。浙江乌程人。范锴虽然“寓意盐荚”，是个富有的盐商，但一生酷爱读书，工诗善词，勤于笔耕，著述甚丰。范锴早年曾收集到一部《石头记》早期抄本，爱不释手，潜心研究，并为此撰写了《痴人说梦》专著。本书内含《槐史编年》、《胶东余牒》、《鉴中人影》、《镌石订疑》四种，还附有其所绘《红楼梦》的四幅图，即：总图；宁国府、贾府宗祠、会芳园、贾赦宅；大观园、梨香院、薛宅；荣国府。

    如果说最早评论《红楼梦》的专著是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那么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应该是红学史上的第二部专著，在红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编制《红楼梦》年谱、《红楼梦》人物谱、贾氏宗族谱牒、版本校勘和绘制贾府及大观园图，则均为红学史上之首创。因此，苕溪渔隐范锴在保存早期《石头记》抄本，开创红学研究新领域方面，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其泰(1800——1864年)，浙江海盐人。少负英才，九岁能文。他有述评《红楼梦》专著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特色，作了许多赞美之评语，对后世红学影响较大。

    黄金台(1789——1861年) ，浙江平湖人，文学家。曾写有《红楼梦杂咏》等绝句八十首，对《红楼梦》书中人物逐一用绝句形式加以点评，在“红学”界有一定影响。黄金台所写《红楼梦图赋》，反映了他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以及对书中女子“万艳同悲”命运的同情。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他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新红学开山大师俞平伯的祖父。俞樾在其著作《小浮梅闲话》中，曾说:“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这就是说，他认为曹雪芹就是曹子清，即曹寅，而非乾隆年间曹寅的孙子。他是先于胡适考证曹雪芹其人其事的学者，可谓考证红学的奠基人。

    胡适先生接过了俞樾的曹雪芹说之后，却认为“俞樾说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谬的”，又根据清末杨钟羲《雪桥诗话》的记载，将曹雪芹断定为生活于乾隆朝的人，贫居北京西山时创作了《红楼梦》，并推测曹雪芹为曹寅的孙子。其实杨钟羲生存年代要晚于俞樾，以后人记载否定先人考证，不符合考据学原理。俞樾和胡适的两种说法究竟是谁“大谬”，有待红学界进一步甄别探讨。

    三多，号六桥，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姓张。同治十年辛未(1871)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杭州，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清末作过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咨议等职。三六桥曾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三六桥曾藏有一本独特的《红楼梦》版本，后流落日本，始终未露庐山之面目。据日本人儿玉达童教授介绍，三六桥本其内容言及宝玉入狱“狴犴”，谓贾芸、小红曾探监；言及宝钗，谓“分娩”“难产”而死；谓湘云适“寡”，与宝玉“结褵”；言及凤姐，谓遭“休弃”；言及探春，谓出嫁“外藩”；言及妙玉，谓沦于“风尘”，等等。其情节与《石头记》前80回上的脂评所提示的后40回的线索，大体相符合。

    到了近现代，以“西学”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当推浙江海宁王国维先生。1904年王国维先生用西方美学观念研究《红楼梦》，写成《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同为浙江海宁人的吴世昌先生，早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时就用英文写了《红楼梦探源》。六十年代回国后致力于《红楼梦》版本及曹雪芹身事、家世等的研究，为红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俞平伯先生，浙江德清人，其祖即俞曲园俞樾。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晚年对自己毕生的红学成就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认为“胡适、俞平伯有罪”，“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至于当代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浙江宁波人；徐恭时,浙江平湖人；丁维忠,浙江吴兴人；周思源，浙江杭州人；杜春耕，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特别是浙西红学家之多，各省无出其右，就不一一例举了。

    在《红楼梦》出版印刷发行史上，浙西尤其是杭州的地位也是极为突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11月23日，南京王开泰的寅二号船由浙江乍浦港驶出，船上载有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于12月9日运抵日本长崎。这是《红楼梦》从中国流传到海外的最早记录。这九部十八套《红楼梦》究竟是何种版本，出版于何时何地，迄今仍是个谜。此后，从乍浦港出海去日本的商船中，又有多次带有《红楼梦》，如嘉庆八年(1803年)就载去《绣像红楼梦》二部四套。

    上述“红学始盛于浙西”、杭州为“红学发祥地”的这种特有历史和文学现象，的确十分启人疑窦，也发人深省。当今红坛主流新红学，都认为《红楼梦》是乾隆年间曹雪芹在北京创作的，首先在北京流传，最早的印刷地点也在北京。但却无法解释红学为什么不发祥于北京，而是发祥于杭州？为什么不是“始盛于北京”，而是“始盛于浙西”？关于《红楼梦》记载和研究的史料，为什么最先不是出自于北京，而是出自于浙西？

    周春、戚蓼生、舒元煒、袁枚、苕溪渔隐等最先抄录、研究、记载《红楼梦》的文人，不仅都是浙西人，而且几乎都与红学界公认的那个《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同时代人。北京浙西两地相隔三千里，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和文化传播条件下，北京传出来的《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立即在遥远的浙西普及开来，《红楼梦》研究也在曹雪芹生前立即在浙西兴盛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现象。

    特别是像周春、戚蓼生、黄金台、苕溪渔隐这些对《红楼梦》深有研究，并曾写出研究专著的文人，对《红楼梦》作品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浸淫，很难想象能写出那些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随笔》、《序言》和考证、题咏文章。在当时那种手抄本传播条件下，这断非曹雪芹同时代人所能做到的。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从浙西的乍浦港开始走向世界的。问题是乾隆五十八年就已经批量出口的《红楼梦》，究竟是哪一版本，是何时何地印刷发行的，迄今从未有人搞清楚。如果是抄本《红楼梦》，很难想象能同时出口“九部十八套”百万字的巨著。如果是印本《红楼梦》，最早的印本是程甲本，摆印于乾隆五十六年，以当时的印刷数量及发行速度，能否在短短的二年后便在浙江乍浦批量出口，大可置疑。更何况现存程甲本、程乙本的装帧，也与“九部十八套”之装帧不合。

    红学不仅“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而且普及程度最深最广的也是浙西，这也应该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红学现象。《红楼梦》大量进入闺阁之中阅读，并且历代累出闺阁诗人题咏《红楼梦》的作品，甚至多有为《红楼梦》断肠殉情而死的女子，这种现象历史上大概以浙西为最。有关这方面的事例研究，红学界历来不乏其人，这里就无须赘言了。

红学不仅“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并长盛不衰于浙西，大概在全国各省份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如清代中晚期的陈其泰、黄金台、俞曲园、三六桥，近现代的王国维、吴世昌、俞平伯，以及当代的徐恭时、蔡义江、周思源、杜春耕等人，可见浙西红学种子绵绵不绝，历代都有各领风骚的红学名人。没有深厚的红学土壤和悠久的红学传统，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解开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之谜，恐怕沿着传统红学的视角和思路继续下去是不成的。当今红学界解释这种现象，无一不是采用把浙西红学名人同北京挂钩再加以推测的办法，但这些“挂钩”并没有任何史料支持，都不过是以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这个既定前提，加以因果倒置的穿凿附会而已。难道就不能作出另一种“大胆假设”么：《红楼梦》并非始出于北京，而是始出于浙西？始出于杭州？如此假设，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何须把“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的红学，长驱三千里去同北京强行挂钩！

    迄今为止红学界发现了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的现象，但似乎没有发现《红楼梦》小说本身始出于杭州、浙西的直接证据。《红楼梦》是红学之源，没有《红楼梦》谈何红学？据此似乎亦可将《红楼梦》文本的始出地推断为浙西。问题在于红学界长期把研究目光紧盯在北京和曹雪芹身上，谁又曾对浙西和杭州同《红楼梦》的关系进行过“小心求证”呢？周春、戚蓼生、舒元煒、袁枚所看到的《红楼梦》，不能证明其文本就出自北京，但也不能否定其出自浙西之可能。因为这几个最早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都是浙西人，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说《红楼梦》创作与浙西、杭州关系的直接证据，《红楼梦》文本大概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吧。书中明确交待“石头”和“十二钗”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全国的“灵鹫峰”、“天竺寺”、“三生石”，应该只有浙西杭州才有吧？“石头”和“十二钗”托生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应该只有杭州才称得起吧？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子诗社，并且是由十二个女诗人结成的前后两期诗社（海棠社桃花社），就是出自浙西杭州的“蕉园诗社”吧？《红楼梦》书中所写“花柳繁华”景物和“温柔富贵”民俗，与浙西特别是杭州四时风光、饮食男女高度契合应无异议吧？红学界皆认为乾隆年间北京西山那个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一生足迹绝未踏上浙江土地半步，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将书中故事背景刻意放在杭州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呢？

    笔者经过四十余年的考证研究，提出《石头记》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其原作者乃是杭州的大戏剧家洪昇，作品始创于康熙中期，创作素材就是洪昇与蕉园姐妹的悲剧人生，作品景观背景就是杭州西溪、西湖、西泠的园林建筑，作品的创作冲动就产生于孤山玛瑙坡的“无材补天”和慕才亭的“怀金悼玉”洪昇的稗畦草堂（四婵娟室）就建在这里。作品独特的创作手法是用戏剧手法写“风流公案”小说，创作宗旨是抒发明末清初文坛流行的“儿女真情”，是《长生殿》传奇的“旧瓶装新酒”。把老土这个《红楼梦》文学分析命题，与我们熟知的红学“发祥于杭州”、“始盛于浙西”现象结合在一起研究，是否更有穿透力和说服力呢？

                                 2008年4月10日于长春